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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求学之法 建功立业万古流芳（第1页）

第八章求学之法：建功立业，万古流芳

人生在世，纵横天下，无不希望生前建功立业，死后万古流芳。然而，欲成大业者，非有卓越之智慧和才干方行。而智慧才能的获取则依赖于平日的学习和知识的增进，所以古今中外的成功者莫不讲求治学之道，高度重视知识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不断学习，在古文、理学和书法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造诣，被誉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之一。

1．立志为成人成事之本

古人以立志为成人成事之本。立志是人生价值目标的确立，人生道路的选择。远大、坚定的志向，是人的行为的内在精神动力。古人重志，由来已久，在孔子的言论中，“志”巳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孔子视志为人生一个必不可少的精神因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将“志”与“帅”对举，是后世学者以志为人心之主的滥觞。孔子要求人们自觉地“志于道”、“志于仁”，就个体而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赞赏“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齐，一再强调志为人之价值所在。孔子又认为励志与人的修养有关，他倡导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遭。”这构成了后世“养志”说的源头，其中还包含着志与遭相通相守的思想。

后世哲人对孔子“志”的思想进行进一步的阐述与完善。明代大儒王阳明曾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又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二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茵奔逸，终亦何所底乎!”都指出了立志对于成就人生的极端重要性。

“有志者，事竟成”，这是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陆九渊说：“人惟患无志，有志无如不成者。”吕坤说：“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

志作为对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必须坚韧不拔、坚定不移。乘兴而立，遏阻而改，并非真正的人生志向，无法保持行为的稳定性、一贯性。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其或大或或远或近的志向，但成事成人者，此志须坚定不移，愈坚定，它对人的激励作用便愈大。若志仅随兴而发，时过志迁，经常改变，就无法成为激发人们持续前进的精神动力。因此，古人不仅以立志为人生之本，还特别强调“持志”即坚持志的一贯性、稳定性和坚定性。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所谓坚韧不拔，首先就要求立志须有一贯性、稳定性，“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逾矩，皆是此志，变化贯通，只是一志。”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古人认为，立志就须如此，一旦立定了志向，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就须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志向作为对既定价值目标追求的宏愿和决心，必须具有一往无前的坚定性，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愈挫意奋，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立志须坚定，不畏因为困难和逆境而轻易改变。坚定的志向来源于对自己选定的价值目标的坚定信念。志有大小、远近、高下的区别，要志存高远，所谓高远的志向便是把道义的实现作为价值目标。孔子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志作为对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体现着一个人的理想，制定他所能成就的事业和人格。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主体对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以及这一目标的道义内涵。

志是一个人给自己划定的人生境界，它限制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内容和成就的规模。由于立志之规模不同，现实的人生也会不同。王夫之说志不大则所成者小，小近之志容易实现，使人轻易的处于满足状态，不思进取。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正如曾国藩在《五箴》中的《立志箴》里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碌，予我者厚哉!译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未免六神无主，导致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自称“欲行仁义于天下”，改名为国藩，决心为国家之藩篱。为了实现志向，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埋怨时不我予，而是发愤苦学。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干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箝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挑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另一方面曾氏又不囿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是“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

在大多数今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自已的子弟说：“不如安分耐烦，寂处闾里，无师无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则我之所期于诸弟者也。”（道光二十五年二月致诸弟书）。然而，古往今来，总是立志者芸芸，成志者寥寥，原因便由于许多人立志不坚，立志不真，正所谓：“无志之人常立志”因此，曾国藩一再告诫子弟们必须真立志，立长志。他担任京官期间给在家乡的诸弟写信到：“倘能发奋自立，则日不可不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垫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亦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盖士人读读书，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在读书时曾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洲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曾国藩认为汲汲于文章学问，不是真正的豪杰，要立志高远，在诗文中他写道：“黄鹄一举何其高！纷纷燕雀非吾曹。”但他的志向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要以书出征，治国平天下，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功臣，既要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当时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即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他振臂一呼，为统治阶级效命。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为心理准备，他是没有这股冲劲和狠劲的。

2．求学为出人头地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长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农家子弟，如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一段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人情的阶段。自然，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树立并不断提高，正是这种顽强的志向推动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成千上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且记忆力很强，加上他读书舍得下功夫，又在父亲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自8岁跟父亲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到两年光景，9岁时居然把五经读完了。父亲曾麟书继续指导他念《诗经》，同时开始教习他做八股文。次年，他的弟弟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10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悟性，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14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家中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章和诗作，大加赞赏。欧阳凝祉是衡州府做八股文章的能手，才高气傲，轻易不肯嘉许人。为了一试曾国藩的才学，以“共登青云梯”为命题，叫曾国藩做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先生大为惊喜，认定这位少年定将前程无量，当下决定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即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

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道光六年（1826），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的童子试，名列第七。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

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垫学习环境进入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立志向上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为“涤生”，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意在涤除旧习，焕然新生。从改号可以看出曾国藩努力求学，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

经过刻苦的攻读与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竟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20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第二年，曾国藩告别长辈与娇妻，离开家乡，负笈省城长沙，进入全国著名的书院——岳麓书院读书，准备参加这年的乡试。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名闻天下，在宋代便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出了许多位在学术思想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长期在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具有务实的学风，十分注重对学子道德情操的培养，是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曾国藩入学岳麓之前，足迹未出湖南，又没有什么好朋友来帮助他，只知“寻声逐响”，“急于功名”，志趣不高。进入岳麓书院后，这里浓厚的理学气氛，对曾国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当然，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求学，其主旨不外乎是应乡试、中举人，以应会试。这是一个普通封建士人难以免俗之处。在书院期间，曾国藩读书之刻苦是有名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岳麓不到一年，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道光十七年入京会试，不中，只得怏怏返乡。在金陵书肆闲逛时，他万没想到，这里竟有他梦寐以求的《明史》出售。他一问书价，不由得一喜一忧。喜的是，怀里的银子正和书价吻合；忧的是，购了《明史》，便没有回家和盘费。他双手摁着硬硬的银子，在书肆里犹豫了许久，徘徊了老半天，一连走进店门两次，终于还是咬牙把书买下了。

他边把书小心地一册一册放进担子里，边悄悄地问书肆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

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道：“那不是？”接着又吃惊地问他一句：“爷不是为买书要当衣服吧。爷呀，书看不看不要紧，衣服不穿咋行呢？”

曾国藩笑了笑没有言语，挑起《明史》步出店门。

他挑着《明史》走进当铺，当掉长衫，这才到码头与人合伙搭上了返乡的船。仿佛是天意，船钱正和他当衫所得的钱相吻合。他心里想的是：坐船不穿长衫可以，碰到《明史》不买可不行！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

当他挑着书一晃一晃地走进家门时，已是狼狈不堪，全家人还以为他遭了劫。这时的曾家，为供曾国藩上学，已花去了银子无数，积攒的家底几近无存，就差借债度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