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标识着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志向。民国人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将近影响较大的人物开列了一张形象单,由此亦可看出仪表与人的性格命运交关。
曾涤生年逾六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光极锐利;两颊平直,髭髯甚多,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盖增威严。
曾国藩行为举止的过人之处在于其行止重厚,稳如铜鼎,神态威严,震慑人心。这表明他志向高远,毅力坚卓,因此能遇难而进,扫**天下,统驭万众。
曾国藩将“重”字提高到非常高的境界。咸丰十年(1860)四月,他给李续宜写信说:“大约勤字、诚字、公字、厚字,皆吾辈之根本。刻不可忘。”此处之“厚”,即“重”字之意。把“重”视为人生根本的,恐怕只有曾国藩一人而已。
与“重”字相反,曾国藩认为“轻薄”是最应戒除的,咸丰十年五月,他又写信给李续宜,说:“大抵激之而变薄者,吾辈之通病。此后请默自试验,若激之而不薄,则进境也。”他还说:由厚趋薄易,由薄反醇难。读书人毅力不坚,一旦遭受重大挫折,便往往趋于偏激、轻薄,曾国藩所以谆淳告诫,正是要他们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世变而走上邪路。
曾纪泽与其父相反。他说话太急,行动太急,曾国藩认为这是“轻”字之病,定要痛加纠正。在家书中,关于此方面的就有10封左右,不厌其烦,屡屡告诫。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此后,几乎每年,曾国藩都会训诫一两次。如:咸丰十年1860)十月十六日,他在家书中说:
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刻留心。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二十四日,他在家书中再次提及:
“尔语言太快,举止太轻,近能力行‘迟重’二字以改救否?”
同治元年(1862)四月四日,他又在书信中加以批评:“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几天后,曾纪泽回信,曾国藩又从他的字体上看出了毛病,痛责道:
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功。
直到曾纪泽为官之后,曾国藩还不忘时时谆诫。从现存的曾纪泽日记中,还发现曾国藩在去世前,每当与其子夜间谈话,还以“重”字相诫。曾国藩以一“重”字塑造了一个拯世救民、治繁理乱的圣贤形象,他也希望子孙能将此风传承下去,曾纪泽由轻趋重,虽因体弱早亡,却使这一家风得以保持了下去。
曾国藩的“重”字还表现在其军事方略上。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个功罪鲜明,成就极广的人物。曾国藩的发家,主要靠湘军;他的功和罪,也大多和湘军有关;他所组建的湘军“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既为维护封建统治建立了不朽功勋,又为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功之大,是难以有人匹敌的。在军事方面,则不愧为中国近代军事家的第一人: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将曾国藩归入军事人才。毛泽东一生也曾对曾国藩有过三次极高的评价:
第一次是25岁,他在1917年8月25日《致黎锦熙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第二次是34岁,他在1926年3月16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说:“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
第三次是77岁,他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他的这种战略战术在他的日记与往来书信中多次出现,我们也可以从其作战过程中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曾国荃在围攻江西重镇吉安时,曾国藩曾经为他写下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后来这一句对联成为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的指导原则。不但在战略思考上,如他认为“迪安(李续宾)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同时在具体战术(扎营修垒)上,无一不体现这一原则。
太平天国起义后,势力很快就遍及长江流域,军力发展到五六十万人,占领了长江流域的许多重要城镇,而湘军编练成军后,兵力最初不过17万人,发展到最后也不过12万人左右,相差甚为悬殊,太平军往往是湘军的几倍,或几十倍,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湘军不得不采取防御,先求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乘隙致人而不致于人。
起初,湘军不懂扎营要领,屡为太平军所破,曾国藩力惩前失,努力吸取古代兵法的经验:“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屡次寄书,以蛮攻为戒。”从此后,改变了战略:
“此后不可再行蛮攻,坚垒须扼扎要地,贼所必争之区,致令贼来攻我,我亦坚壁不与之战。待其气疲力尽而后出而击之,自操胜算。”
曾国藩还积极学习太平军扎营之术,并博考中国古代扎营成法和历代战争的得失,亲定“扎营之规”,扎营修垒,围而不攻,困死敌人成为曾国藩对付坚城的主要战术。而太平天国为了打破湘军的围攻,又往往在内线组织反攻,在外线用援兵破围,这样湘军又经常处在防御的地位,从而使自己的攻坚战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形成攻势防御的势态。
为了能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围困太平军的目的,曾国藩对扎营修垒做了严格的规定。湘军每进攻到一座城下,统领首先根据利于作战的原则,选择地势险要的地方,要求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搦战。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此后湘军都依照这个规定扎营。扎营修垒,筑墙挖壕。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那样:“惟当酌择险要,固垒深沟,先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对部下李元度说:
“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中国近代名将蔡锷高度评价湘军的这个筑营措施“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
此后的湘军战役中,夺取九江、安庆、乃至天京,都是运用扎营战术来围困坚城而夺取的。湘军拔营有两个特点:第一,队伍要严整,哨探要严明;第二,不求神速,但求稳妥。对此,李鸿章说:“楚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体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故湘军用兵,不患敌袭,不患中伏,很少有在拔营的时候,遭到全军覆没的事,正是由于其扎营的成规周密所致。
湘军作战,极重地势。由于作战的方略,随山地与平原地势的不同而迥异,所以在作战前,湘军的统帅、大将,必审地势的险易。如湘军攻武昌,曾国藩先乘小舟赶汉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先轻骑赴余杭察看地势。他们都在看明地形以后,才定进攻的方略。部下将领塔齐布常以单骑清晨独往看地势,不使将士得知,罗泽南每战必先精审地势。王鑫每战之前先勘地势,然后招集将领。根据地图各提所见,对此曾国藩很是钦佩。他们身经大小百战,都以战前先审地势、扼险要,尔后出奇制胜。不独统帅,将领以亲看地势为第一义,其下营官、哨官以至哨长、队长,人人都以看地势为行军的要务,人人都知道审择地势。
从中,我们不难体会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的原则,而扎营看地则成为这一战术的关键。湘军用兵战术,稳步前进,步步为营,不慌不忙,以孙子兵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逐渐争取主动为原则。故湘军用兵很少陷于危地,常据险要之地以制敌命,出奇而制胜。曾国藩用兵,重视“主客”的说法,以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归结起来,其军事战略的主旨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扎营垒以自固,二慎拔营以防敌袭,三看地势以争险要,四明主客以操胜算。
7.学会忍气,才会有大出息
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远志向,必须要抑制急躁的脾气。曾国藩教育李鸿章说为官“第一要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脾气焦躁的人史见不鲜。晋人王述吃鸡蛋,用筷子夹不住,气急败坏就把鸡蛋扔到地上,鸡蛋直打转,他又用脚踩,没踩上,最后把鸡蛋捡起来用嘴嚼烂才吐出来。魏人王思提笔写字时,有只苍蝇停在笔头上,被他几次弹走,又飞回。王思一怒之下就把笔扔地上踩烂,拔剑追斩苍蝇。唐人皇甫因儿子抄诗抄错了一个字就要用棍子打;来不及拿棍子,就口咬儿子的胳赙以至出血。这些都成了笑话。人只有学会忍气,才能静心,才会有大出息。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少年时他游历于下邳的桥上,有个老翁在那儿掉了只鞋,却喝令张良给他捡回来。张良看他年老就没在意,给他捡了。老翁坐到地上伸出脚,又让张良给他穿上。张良有些气恼,但想好事做到底,便跪在地上给老人家又穿上鞋。老翁走了,张良觉得怪异,一直跟在后面。老翁回头说:“孺子可教也,五天后一早还在那桥头相会。”五天后,张良去了,老翁嫌他去晚了,没礼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最后张良半夜就去桥头等,这回老人很满意,说“娃娃求教,就应该这样。”于是传给张良《太公兵法》。张良由此熟知兵法,运筹帷幄,后来协助刘邦打下天下。张良面对老翁的一再“刁难”,总能以“忍”字为要,取得信任,为后来功业奠定了基础;同样“忍”也助他后来保身平安。
同时代的黥布,原是项羽的人,后投奔刘邦。刘邦召见他的同时在洗脚。黥布觉得自己被忽视,被侮辱,很不高兴。后来见自己的吃住行等待遇与刘邦规格差不多,又喜逐颜开。黥布是个不能在挫折面前忍耐的人,所以他后来谋反被诛。
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能不能忍,是能否成大事的关键条件。所以陶觉说:“大凡是英雄豪杰,必然有很大的气度。张良圮上进履,韩信市中出**,都是一个‘忍’字,不是平常的人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