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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之谋 用人是万事的根本（第4页）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心腹，后带兵打仗，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挡一面，后来在徽州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他评价刘铭传，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另一位部将时说，“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实非所长。”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说：“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另一人未有大功，李昭庆随曾国藩剿捻，总理营分，也无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两位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对鲍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曾对鲍超进行过详细地分析、认为鲍超有几个致命弱点：

一是贪利。“春霆于‘利’字素看不薄，颇有不服众心之处”，“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财无制。”因为他贪心，所以部下统领、营官、哨官惯扣勇粮，终至引发金华兵变。

三是有勇无谋。咸丰十一年（1861），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性命攸关，不可客气。”

他进一步分析说：“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因此，曾国藩只将他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从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鲍超最后也只做到提督。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李鸿章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也是同样的意思。

曾国藩不仅对手下知之分明，对敌人也了如指掌。太平军中，他最怕李秀成和陈玉成，他认为陈玉成最为凶悍，惯用“回马枪”，令清军防不胜防，但为人严酷，因此其他部将多不亲附，并且“性情轻躁，不能耐久”，所以也可以用“坚忍胜之”。李秀成智谋最深，但他打仗不是很凶，手下人虽多，战斗力却不强。杨辅清也是太平军名将，外号“杨七麻子”。曾国藩说他：“七麻所最擅长者，在不先扑人，上半日不交仗，直至日暮人倦之际，该逆率悍贼二千余人，多摇龙旗，始出酣战。”还尊称他为“七麻先生”，并告诫左宗棠，要遍告营哨，晚上收兵之时，要格外小心。林绍璋是洪秀全倚信之人，曾国藩却说他“资格老而好摆架子，不足畏也。”

对于捻军，他也熟知。在奉命镇压捻军时，他首先分析了捻军的长处：一是步兵用长竿枪，于枪林弹雨中猛冲直进；二是用骑兵迅速严密合围；三是善战而不轻战，不主动求战；四是行走迅疾，数日千里。捻军也有短处：一是没有火器，不善攻坚；二是夜不扎营，散住村庄，难于应敌；三是辎重太多。针对捻军的优缺点，曾国藩制定了以“河防”为中心的围剿之法，终奏功效。

甚至对捻军的主要将领，他也知之甚详。他说：“赖文光乃发逆余党，百战悍寇，殊有智计。任柱亦最称善战。”因此告诫部下，要谨慎以待，不可轻视。

曾国藩对敌手的注意不亚于对己方的关心。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太平军、捻军将领名单，说明他时刻都在搜集有关情报。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还派张德坚到太平军中当间谍，搜集有关情报，以实现“欲办贼，必先知贼”的目的。张德坚“卧底”若干年，时时传递情报，后来汇编成《贼情汇纂》12卷，成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手资料。

一个人能否经受住磨砺，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成才。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曾国藩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强调《中庸》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指派幕僚担任方面军的指挥者以前，大多先派他们在营务处等直属单位磨炼一番。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要求幕僚，并要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

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和磨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奏折上。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就像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辉煌的前程。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

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

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鼐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只顾与左右的人说事，根本对他的到来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使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说到这里，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与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战。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也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师，糊里糊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另外，曾国藩在注重培养人才方面值得赞颂的就是派遣出国留学人员。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初三，曾国藩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选派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人三十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目的是使西方人擅长的技术让中国人能够掌握，之后就可以渐渐谋图自强，十五年后学成回国，但是，留学生去前要考试，在读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听候派用，委以重任。以二十年计算，约需库银一百二十万两。留学一事，虽是丁日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说是曾国藩。

但是经过多年的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分感慨：在用人这一点上，实为万事的根本。“德”、“才”二项要取其一已属很难。而要二者兼备，则极为少见，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1871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泰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真

实景况。

7．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一个人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

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

能力化为己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