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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治奸之术洞察和防范奸邪（第4页）

臣子的忠顺或欺诈，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察觉隐情的叫明，不赦免罪行的叫严。

帝王时代，君主都强调臣民对自己和朝廷忠贞，然而犯上作乱的臣下却前后相继，代不绝书。为什么大臣们会有一些奸佞之辈呢？

韩非子给了我们答案。他说：臣下的忠诈在于国君，国君明察而且严厉，群臣就忠诚；国君软弱而昏庸，群臣就奸诈。他还说：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在君臣关系中，国君是主要方面，大臣是次要方面，决定大臣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国君。

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

——《韩非子·难二》

每个朝代都有忠、奸之臣。如果我们粗略地浏览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不同朝代，忠和奸人数的多少、势力的强弱各不相同。有的朝代，善人、忠臣占据上风，恶人、奸佞小人退避三舍；而有的朝代，恶人、奸臣飞扬跋扈，而善人、中正之臣抑郁难申甚至备受劫难。依据韩非子的观点解释，国君英明公正，正直的原则能够行得通，则忠臣多，正气立；国君昏暴、愚暗，正直的原则抬不起头，则奸臣多，邪气盛。

孔子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所谓政，就是要公正。你以公正作表率，谁还敢不公正呢？又说：以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就好像北极星一样，端居在一定的位置上，群星都环绕着它而转动。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孔子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说是治国之本。只是很可惜，直至如今仍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他的讲述也许就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吧，纵观古今，好象只有唐朝的部分辉煌时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唐太宗在历史上堪称明君，但他大臣的班底却比较复杂，既有从一开始就追随他，始终不渝的从龙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也有从隋炀帝那里接收来的一批降臣，如萧瑀、裴矩等；还有的是在他们兄弟权争中弃旧从新的，如魏征。这些人并不都如金似玉般纯良，只是由于唐太宗以身作则，导之以正，使得这些人政治品质中消极因素得以抑制或克服，积极因素得以发扬，有的人甚至发生了性格迥异的变化。表现得最为典型的，便是裴矩。

裴矩是一个“代代红”式的人物，他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他在每一个主子手下都很得意。

裴矩在侍奉隋炀帝时，曾任隋朝的吏部侍郎。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以极端荒**残暴而著名，他三游江都，三侵高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隋炀帝又常以才情自负，裴矩则刻意投其所好，是隋炀帝最赏识的逢迎诌媚的佞臣。

裴矩凭媚功达到既富且贵，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场罪恶的讨伐辽东的战争，便是在裴矩的唆使之下而发动的，战争旷日持久，屡打屡败，耗尽了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闹得国弊民穷，怨声四起，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后来他几经辗转，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时担任吏部尚书。唐太宗对官吏贪赃受贿之事十分担忧，决心加以禁绝，可又苦于抓不住证据。有一次他派人故意给人送礼行贿，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小官杀掉。裴矩谏阻道：“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此而行极刑，这叫做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礼义道德教导人的原则。”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来臣僚说道：“裴矩能够当众表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隋朝的佞臣裴矩在唐朝成为忠臣呢？《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此有一段评论，大意是：国君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标志正则影子直；标志邪则影子歪。忠臣良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培植、倡导；奸臣佞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放纵、默许。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标志），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

——《资治通鉴·唐纪八》

其实，历史土曾有许多大臣，原本并不是坏人，只是由于国君的治国指导思想错误，他们也跟着误入歧途。君好大喜功，他们便兴师动众，推波助澜：君好斗，他们便相互攻讦，斗得个你死我活。许多身败名裂的大臣，其实是国君错误的牺牲品。

同一个大臣，在明主的领导下，可能会是正派的；在昏君的手底下，则可能是奸佞的。同一个国君，如果前期英明、公正，后期昏庸、愚暗，也必然会造成忠奸易位，正邪消长的局面。齐桓公一朝就是一个典型。

齐桓公早年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位相，一时之间，人材大盛，鲍叔牙、隰朋等，或以贤德，或以才能闻名于世，在他们齐心辅佐之下，齐国脱颖而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得只有中人之资的齐桓公，居然成为五霸之首。可到管仲一死，他不听忠言，重用以长卫姬为首、包括易牙、竖刁、开方在内的等四人（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四人帮”），终于导致国家大乱，最后他竟然死无人问，以致尸出蛆虫。真实悲剧啊！

韩非子讲，君暗臣弱，君明臣忠。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管理者的人品出问题，必然会创建一个恶人谷。每位企业管理者都应该知道，领导不能正己就很难正人。一个企业的好坏关键在老板，一个部门的好坏关键在部门领导。如果企业管理者为个人捞钱、捞荣誉，又如何要求广大员工对企业效忠呢?又怎能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呢?

企业领导人的品德相当重要，因为他是企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一种公器，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藤崎照夫，台湾本田总经理

所以，领导者必先以身正人，身先士卒，这是治乱之根本。企业领导要有意识地建立一支作风正派，纯朴实干的干部队伍，提高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公司风气的自觉性，与员工共同努力维护企业长期形成的纯朴和谐的良好风气，共同在美好舒适的公司气氛中愉快地工作，使公司能在这种美好舒适的公司气氛中更快、更好地发展。

正己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

——（汉）董仲舒

禁奸先要引导人心向善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子·说疑》

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

当年大禹治水时就知道以疏导为上，只堵不疏终其。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

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

——《论衡率性》

比屋而封是一成语，出处《尚书大传》卷五：“周人可比屋而封。”指上古之世教化遍及四海，家家都有德行，堪受旌表。后泛称风俗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