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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证（第1页）

票证

前几天，从旧衣服里翻出几张伍元、拾元、伍拾元票子，很长时间没用现金了，感觉钱有些面生。

的确，时下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见不到什么重要的票了。如果把时间倒推四五十年，那可是一个“票”的时代：饭馆吃饭要粮票、割肉要肉票、打油要油票、包糖要糖票、扯布做衣要布票、称棉花做棉衣棉被要棉票等。各种票的背后，代表着按计划生产、供应的生活物品，所以有票未必能走遍天下，但无票绝对是寸步难行。

各种票不仅有全国的、地方的，还有系统、部门、企业、单位内部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姐姐订婚那天，在介绍人的撮合下，男方家主事人和父亲在衣襟下面捏手指，谈论着什么。哥哥说，那是在“言彩礼”。接着，便由姐姐向男方“要”陪嫁。一切进行完毕，爷爷突然说：“还得要三尺六寸布票、一斤二两棉花票。”介绍人赶快说：“应该的，应该的。”爷爷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子笑着说：“要不，有钱也扯不来布、称不来棉花嘛。”

辛苦了一年的父亲在年终决算时往往要给生产队倒找钱。父亲在生产队劳动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分粮食。每年都如此，这样的目的我们很小很早就知道，所以过年穿件新衣服，必须早做打算，比如春秋挖甘草，夏天拔苦豆子。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收获两块六毛钱，盘算着早点扯上布好送给姐姐做过年穿的衣裳。可旧布票去年腊月就用完了，好像还欠着姑姑家的二尺半布票呢。

晚饭做熟了好久，还不见父亲回来。垴畔上扬着大雪，我们有些心焦。我和哥哥正要出去找父亲，一开门，一个“雪人”挤了进来。“雪人”开口咳嗽，才认出是父亲。我们拿起笤帚给父亲扫去身上的积雪，父亲摘下暖帽边拍边说：“拿回来了，拿回来了。队上开会，完了就分布证和棉花证。”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卷搁在小炕桌上。我赶快打开纸卷，是两大两小四张不同颜色的纸——布票和棉花票。我数了一遍，五哥、弟弟各数了一遍，父亲最后又数了一遍，几个人的数据一致，布票共一丈四尺四寸，棉花票一斤二两。父亲说：“对了，每人三尺六寸布票、三两棉花票。”

我着急地问父亲：“做布衫几尺布？”父亲回了我一句：“我又不会做衣裳，问你姐去。”姐姐家在十几里外的地方，我怎么问？父亲接着说：“咱先还了借人家的二尺半布票，剩下的不着急。马上要打返销粮了，咱还是先顾救好肚子，然后再说顾救身子的话吧。先吃饭！”

吃过饭，借着收碗筷的机会，我又大着胆子问父亲：“大，不早点扯布做衣裳，我姐啥时间才能做出来？年咋过呢？”父亲眼睛盯在书上，头也没抬，说：“娃娃，三十晚上睡一觉，年就过了。年好过，这日子难过呀！”父亲扶了扶石头眼镜，继续看他的书去了。

我们期待的返销粮终于下来了。父亲身上的钱不够，就动员我们把卖甘草的钱贡献出来一部分。我们虽然不乐意，但为了糊口，还是交出去了一些。不交也不行啊，因为家里所有的钱都在父亲身上，我们哥仨拥有的只是个数字。

过了腊八，穿新衣服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了，可布票依旧锁在父亲的箱子里，我们只有干等的份。

腊月十六一早，父亲剃了个胡子，换了件出门的外罩衣，拿刷子刷了刷裤子上的污垢，对我和弟弟说：“你们两个今天替我放一天羊，我去供销社扯点布、称点棉花，送给你姐做几件过年的衣裳。家里就那点钱，全都在我身上，具体能置办到啥程度，我也不知道。你姐一大家子人，也不容易，咱们不能让你姐再‘挖窟窿’。不管办成啥样，你们都不能有意见，不准耍脾气！”

除夕那天上午，连续“执勤”了三天的我和弟弟继续来到垴畔上，向着去姐姐家的小路瞭望。羊快要出圈的时候，眼睛超尖的弟弟突然喊：“西沟边上来个人，不对，是两个人，好像还有自行车！”我俩确信，那就是姐姐和姐夫，所以不由分说就迎了上去。

果然是姐夫骑自行车捎着姐姐。自行车把上挂着个筐子，盛的应该是年茶；姐姐背上背着个大包袱，肯定是我们过年的衣裳。

一进家，姐姐快速打开包裹，先给父亲穿上新棉袄、扣好布扣子，拽拽袖子、捋捋肩膀、扯扯襟子，用牙咬断多出来的线头，仔细捡去针眼上一个个小棉星。父亲左右掉转身子任由姐姐摆布，姐姐、姐夫上下左右端详着父亲。姐夫说父亲“一下子年轻了一大截”。

接着给五哥穿衣服，是一件有两个口袋的军绿色罩衫（套在棉袄外面的），也是这么一套程序。我和弟弟已经没有耐心欣赏五哥了，伸手去拿属于自己的衣裳。姐姐按住我俩的手说：“等等！”就见弟弟着急地在地上跺着脚，乱转圈圈。

终于轮到我了，应该也是一件罩衫。姐姐打开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空中一抖套在我的破棉袄上，快速扣好扣子。又用更快的速度给弟弟穿上布衫。

父亲、姐姐、五哥好像做了分工似的，把我俩围起来，像姐姐那样履行前面的程序。我看着自己罩衫不同颜色的袖口，觉得别扭，又看弟弟的袖口也是一样。弟弟转过身去，我又发现他布衫后襟的下半段是旧布弥上去的。再拽过自己布衫的后襟看，也是旧布。

看着快要掉下眼泪的我和弟弟，父亲想开口说啥，姐姐截住话头解释说：“买布的钱不够，大大把‘多余’的布票卖了，钱还是不够，就少扯了一尺八。”姐姐说她拿到布料为难了好久，只能找些颜色差别不大的旧布弥在袖口、后襟下半截那些稍微不显眼的地方。姐姐还说为啥给父亲缝件新棉袄呢，一家之主，出去也好有个面子。为啥给五哥一件新的呢，自从姐姐嫁出去后，他在家里接替了姐姐原来做的大多数活。我俩在这个家的贡献少，毕竟年龄还小，面子也没父亲和哥哥那么重要……

我正好面对着父亲，就见父亲的眼泪唰唰地往下流。姐夫过来安慰父亲：“这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不管怎样，赶过年总算每人都添了一件衣裳。咱都高高兴兴地过个年！”说着拿来筐子，揭开上面的油布，露出几方子烧好的猪肉，还有托馍馍、油果子和摇碎了的馓子。姐姐拿起一个托馍馍，掰下两个耳朵，先给弟弟和我每人一个，再掰下两个给了父亲和五哥。

吃着散发着浓郁香豆草味的白馍馍，看着全家人穿上新衣服，父亲抹去眼泪，脸上又露出了笑容，指着姐姐手里的馍馍：“你们两口子也吃。”又指着我们哥仨：“瓷眉愣瞪的，也不给你姐夫倒碗水。”五哥吐了下舌头，两手拍了下大腿：“哎，姐姐、姐夫来了半天，还都在地上站着。”父亲拿笤帚象征性地扫了一下炕边，让姐夫坐下。

姐夫说：“不客气。我们还要赶紧回去给人还自行车，娃娃还等着吃奶呢。”

出门前，姐姐又挨着看了一遍几个人的衣服，说：“好着呢。”姐姐坐上姐夫的自行车，父亲说了句“为难我女子哩”。姐姐回眸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转身把脸埋进姐夫的后背……

第二年春天，供销社来了一种叫粘胶布的白布，价格比原来的白布便宜，而且只要一半的布票，人们称作“半票布”。五哥带着我们抓紧挖甘草，我终于穿了新的白布衫准备参加六一儿童节的广播操比赛。后来因为用洪水洗了，导致颜色差异太大没能参加比赛，这是后话。

挖甘草的好处不只是卖钱。一次我们卖了甘草，还意外地拿到了一斤三两陕西粮票。哥仨买了四个面包，花去了四毛八分钱和八两粮票。回家把面包撕开喂给父亲，父亲惊奇地问：“没粮票，哪来的面包？不会黑市上买的吧？”五哥把剩下的一张半斤粮票和卖甘草的钱递给父亲，说：“供销社给的。”父亲吃着面包点着头，直说“好，好。再好好挖甘草”。

粮票就像人的腿子。自从有了粮票，我们就有了进县城开眼界、下馆子的更大“理想”。那年冬天，我和弟弟拿着粮票和钱，第二次进了县城。想下馆子，一看国营食堂墙上的价格表，实在是没实力实现这个理想。又看见有人喝我们没喝过的白米（大米）稀饭，一问，人家要全国粮票或者宁夏粮票。看见有人排队在食堂小窗口买熟的猪头肉，过去一问，人家要肉票，说肉票只有城里人才有。哥俩碰了一鼻子灰，依旧买两个面包充了饥。

回来后我把进城的故事讲给姐姐，并遗憾地说：“城里真好。就是没喝上白米米汤。”姐姐问：“为啥？”我说：“没有全国粮票，也没有宁夏粮票。”姐姐说：“以后卖甘草来我们那里，路虽然远点，但给的是宁夏粮票。”姐姐说她卖了甘草，就拿宁夏粮票在粮库里买了三斤大米。舍不得一顿吃完，就在黄米里掺了一点。米饭做熟，外甥女哭得不吃，跑到奶奶家说“妈妈的干饭里有虫子”。

我们用架子车拉着甘草正准备去姐姐那里卖，大哥见了说：“现在咱们供销社也给的是宁夏粮票。再不给宁夏粮票，恐怕卖甘草的全都跑盐池县去了。”这次卖甘草，真是拿到了四张宁夏粮票，正面写着“壹市斤”“半市斤”“贰市两”，背面写着“涂改无效，伪造必究”什么的。看着手里的宁夏粮票，我极力地想象着白米饭的味道，想象着稻子的模样，想象着那稻花飘香的地方。

表姐嫁人了。我似懂非懂地听他们说表姐有福气，嫁了个“穿四个崖窑”（有上衣口袋）的当兵的，说表姐夫是“全国粮票”。

1984年9月初，我带着“粮、户关系”去大学报名。学校的工作人员说：“你必须带上给粮库交了公粮的证明才行。”我问同宿舍的一个同学，他说没有这个要求。后来才搞明白，人说城里人都是“自带粮票的”。交公粮的时间早过了，家里人只好花三十多块钱买了一百八十斤粮票，交入粮库，才拿到真正的“粮食关系”。

上大学的第二年，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布票”和“粮票”对话的漫画。“布票”说：“我已经退休了。”“粮票”说：“我也快了。”

改革开放让票证满天飞的短缺时代一去不复返。没有票证的证明，人们的身份差别更小；没有票证束缚，人们走得更远。

票证承载着时代记忆，那时的票证现在成了收藏界一个独特的门类。搞收藏多年的同学说，他在这上面发了不小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