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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顾页（第1页）

忆顾页

1958年夏，顾页支援边远地区建设，从《人民日报》到《宁夏日报》（全家来），任报社编委、工交（商）部主任。我是工交（商）交部编辑，他是我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的第一位顶头上司。

1959年，他带我和另一位编辑到平罗汝箕沟煤矿采访。矿长听说“主任”

来采访，安排我们到矿工食堂吃饭。那时，干部食堂喝糊糊，矿工食堂有羊头羊蹄羊杂碎。老顾听说这种情况后，婉拒了。

一次，老顾带我和另一位编辑到中卫县采访。那时，从中卫火车站到县城黑灯瞎火，也没有公交车，他和我们一起摸黑步行进城，路上有说有笑，没有大记者的架子。又乘羊皮筏子过黄河，到上下河沿煤矿采访，一路吃苦，没有怨言，为我们这些小青年树立了榜样。

老顾对编辑工作的要求很严。他要求编辑交出的每一篇复稿，都是无可挑剔的。他说，要像嫁姑娘那样把它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他要求编辑每天至少给通讯员写一封退稿信（即不用印好的万能退稿信）。他不但看编辑的复稿，还看编辑写的退稿信。退稿信写得好，对通讯员有帮助，他写上批语在编辑中传阅。

老顾的工作作风对我产生了良好影响。我庆幸遇到这样的顶头上司。

后又经他和曾兴乾介绍，我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老顾对下属生活也较为关心。1960年冬天，正值“低标准，瓜菜代”，我水肿得比较厉害，他不让我下乡了。有一天，我回宿舍发现被子不见了，原来是部主任老顾怕我身体继续坏下去，让我去他家住在他家吃。他家人多，按月按人头分得的营养品——羊蹄、黄豆多一些。那会儿，一人一个月分得两个生羊蹄、一斤黄豆，顾页是中级干部，一个月还多一个羊头。我的那点东西，掺在他们家的锅里一起吃，我又是青年人，肯定是多吃了。须知，那个时候因为在一个锅里搅勺，亲人之间也翻白眼呢。

1964年，我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时，院子里贴了一些诸如《顾页与王庆同》之类的大字报，他受到牵连。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很快恢复联系。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我还没有彻底平反，在盐池青山公社当“有问题”的干部，他两次写信给我，勉励我“在农村做好事”“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不要丢了写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案子的复查报告报上去了，但还没有批下来，我的预备党员资格还没有恢复，他又写信提醒我“努力工作，不忘用一个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随后他又以《宁夏日报》代总编辑的身份，专程到青山公社看我，给我鼓励。

1983年，我彻底平反后的第三年，到宁夏大学新闻专业教书。他作为宁夏日报总编辑全力支持这个专业的教学和实习。他自己兼课讲“新闻评论”。每次都认真备课，还细心批改作业，下课与学生聊天，受到学生欢迎。

1989年秋，萧乾夫妇来宁夏，我约老顾一起采访萧乾，他欣然同意。

我在宾馆门口注意进来的小汽车，没想到他骑自行车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对萧乾的采访很成功。这次采访，距他第一次带我下乡采访，已过去了30年，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但仍然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访萧乾》（作者顾页王庆同）登在《宁夏日报》二版头条，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新闻学》全文转载。

1992年，我邀他参加一个宁夏大学的研讨会。他来了，会间轻声告诉我，他得了“不好的病”，因为这个会，推迟了住院的时间。他说：“明天就住院。”

为此，我感到内疚，但愿没有对他的治疗产生不利影响。

后来，他转到北京治疗。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毛笔写的贺年卡“鸡年幸福笔耕丰收”。1996年元旦前，他已做了三次肿瘤电切术，两次切除转移的癌细胞。我怕消耗他的精力，只寄了一张贺卡去，他却提笔回信给我：“我将于今晚第七次住进北医大一院，继续与癌魔斗下去。”他没有向病痛屈服，没有被死亡吓倒，还说：“将以革命乐观主义对待一切”，甚至还在信中同我开玩笑。1996年4月9日，他从北京来信说：“我从1994年3月转院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治疗以来，已住过八次医院。现在还在天天同癌斗！”“希望你注意锻炼身体，到了60岁以后，有了健康的身体，便有了总结一生正反经验教训，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的本钱”“希望你能把坎坷的一生写部小说。”后来，他回银川家中养病，当年11月，我去探望。一个月后病情恶化，住进医院，我和妻子赶到医院，他仍然没有流露出沮丧的情绪，相信“病会好起来”。我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用虚弱的声音嘱我“保重身体，事业有成”。不料，第二天他就走完人生旅程，与世长辞。我在当时的《中华新闻信息报》（1997年1月27日）上刊发文章回忆与老顾相处的往事，接到过一位读者的电话，表示像老顾这样的人不多了。

2008年8月31日，我与顾页相识40周年，也是宁夏日报第二次创刊40周年，《宁夏日报》一版刊发我的《初识顶头上司》文章，寄托我对顾页的思念。

顾页是个重情义的硬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