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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日报社（第1页）

第一辑“日报社”

塞上春秋

（宁夏日报采编生活琐记）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我二十二岁。那年夏天，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我，自愿到即将成立自治区的宁夏工作。8月下旬，我和几位同学乘火车硬座（客货混列），经兰州到达银川。

一

迎接我们的是个一二百平方米的类似仓库的火车站，有一些牛肋巴长条木椅，门外还有两个帐篷。火车到站后，长条木椅坐满了人，我们就到帐篷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等待宁夏工委的车来接。大约两个钟头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在帐篷门口问：“谁是北大的？”我们几个一起站起来说：“我们是北大的。”他说了一个字“走”，我们提着行李走出帐篷，爬上一辆卡车。

卡车有篷，我们看不清车外的景色，只觉得车行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沙石路上，有时要停在路边会车。走了大约一个钟头，来到一个有几排平房的大门口，那位坐在车头的干部说：“到啦，下车。”我们分别被领进几个小房间，把铺盖放在单人木**，服务员提来一暖瓶水、一桶冷水，让我们洗脸。一位同学问：“这是什么地方？”服务员说：“这达是工委招待所。”当晚，我们吃了宁夏第一顿饭：白面蒸馍加小米稀饭、蔓菁丝拌辣子。

二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个人，自我介绍是宁夏工委组织处的，向我们宣布谁到哪个单位。我和七个同学到日报社。我那时耳朵不聋，但还是听不明白，就径直问：“日报社是什么单位？”他说：“日报社就是宁夏日报社。你到羊肉街口一问就知道了。”

我们几个人踏着土路去找羊肉街口。没走多久，问一位行人：“羊肉街口在哪里？”他指着前方不远处说：“对直子走，那达就是。”原来羊肉街口是个十字路口，没有交警、没有红绿灯。未见羊肉店，只有一家理发店、一家杂货铺，东南方有一个灰色墙面的邮电所：一年多后，我从这个地方取出多位南方亲友邮寄来的罐头食品，以“平息”由于饮食短缺所导致的脸庞、小腿日益水肿。西南方有一座小小的灰色砖楼，是银川市委党校。顺着市委党校这边的路往南走二三百米，路西有几排灰瓦起脊平房，看起来气派，就是日报社。我被分配到工交部当编辑。

我从这里起步，开始了波澜却并不壮阔的五年（1958—1963年）报纸采编生涯。

三

白天，在路西的宁夏日报社办公室上班，晚上过马路到路东，在报社单身宿舍睡觉。它是一座用木头盖起来的两层小楼。楼下住单身女职工，楼上住男的。楼梯在院子里，不遮风雨且很陡，刚开始走有点害怕。楼上几个小间一个大间，住着十几个人，每人拥有两条凳子支一块床板的床，每个房间有一张类似课桌的小桌子。多数人是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性格各异，但都比较克制，未发生你要睡他要唱之类的事。

冬天，房里有砖砌炉子，单位拉来煤，倒在院子走廊，我们自个儿用簸箕往楼上搬。小木楼外墙、隔墙用的是木板，不密封，再加上那时银川比现在冷，冬天房里很冷。早上不愿离开被窝，要睡到可能的最后一刻，譬如早晨7点半，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套上鞋，用湿毛巾糊弄一下脸，蹿下楼梯，跑步到羊肉街口杂货铺，买个优粉面包，边吃边跑，跑进办公室，不迟到一分钟。干事（每个部都有干事）已把取暖炉子捅开，架上开水壶，一会儿水开了，我们边喝热开水边办公。忙忙碌碌一天，晚上又过马路爬楼梯上房睡觉。

瞌睡轻的人睡不好。小木楼临街，只要街上有卡车驶过，就会感到床和着汽车发动机的频率抖动。

一个时期我们只有三种娱乐：一是在街上散步，二是到小木楼西南方的灯光球场看球，三是看电影——灯光球场边上有家电影院，硬邦邦的木头座椅，还有一些木柱子，如果视线正好叫柱子挡着，就得偏着头看电影。

小木楼最大的不好是无法会客。有时女朋友来了，也只好到街上“踏马路”。最早成家搬离小木楼的是某某，此后一个接一个结婚搬离。小木楼有报社一代男单的难忘岁月。

四

记得到银川后不久是中秋节，刚结识的一位本地通讯员得知我们孤身到宁夏工作，邀请我和两位同学去他家吃饺子。那天刚下过雨，西街（解放西街）是沙石路，叫雨水一泡，成了“水泥路”。边上有砖铺的简易人行道，可并排走三四个人。但西街中段自治区党委、人委（人民委员会）的临街围墙占据了半个多人行道，所以，通过那一段路要落到“水泥路”上。

到了交际处（后来的宁夏宾馆），就直接走在“水泥路”上。我们走到那位通讯员家鞋袜全湿。他全家热情，把我们让上炕。我们三个都是南方人，学着盘腿端坐炕上。喝着饺子汤，吃着饺子，度过了在宁夏第一个中秋节。

金轮悬空，月光泻地，哪儿都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还是想起了“月是故乡明”。

顺便说一下，刚到银川时，依稀记得市内有公交车，是一种带篷的卡车，从车厢后面小木梯上下，间隔时间较长，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至于出租车，银川还没有。我们初到银川，还没置自行车，到那位通讯员家来回都是走路。

五

报社工交部有一部手摇电话，打电话要给报社总机报那个单位的名称或那个单位（个人）的电话号（四位数），比较麻烦。接电话倒方便，铃响就接。打进来的电话多是报告各种“大跃进”的消息。部里几个编辑有分工，谁分管的那个条条块块的电话就叫谁接。部主任、副主任与编辑们一个办公室，只是他们的办公桌靠里一些。编辑向主任请示什么很方便，走到他桌前问一下就是了。来稿较多，编辑修改，包括重要修改或稍作补充的见报来稿，一般不加编辑的署名。编辑的任务，一是编稿。二是写报道提示印发给通讯员，经常与通讯员联系，指导写稿。三是适当时候出去组稿、写稿。四是写言论。部主任顾页、部副主任徐世祥对言论很重视，编辑熬夜主要是等言论定稿——值班总编或副总编对第二天见报的言论敲定了，编辑才能离开办公室。如果编辑撰写的言论确定为社论规格，还要找自治区分管领导签字。我撰写的言论主要是工业方面的，如果确定是社论，我就要找自治区分管工业的副主席吴生秀审阅签字。那时，由于我去的回数多了，我与他的秘书成了朋友，他成了骨干通讯员，为报社撰写过社论。

数十年后，我与他在一个会议上相遇，他从主席台下来与我寒暄，忆当年、叙友情，甚是亲切，真是“归来仍是少年”。

六

当编辑要经常到各单位跑跑，我只好用最初领到的两三个月的工资买了辆自行车。那时，买好多东西都要凭票（购货票）。我向报社人事科申请领到的是一张苏联造的墨绿色坤车的车票。这种车一倒链就是刹车，一开始很不习惯，没少摔跤。有一次，骑车到银川西门的农业机械学校采访（主题是工业部门支援农业），那个学校里土路边是水渠，我不小心倒链，连车带人倒进渠里。幸亏水不深，爬上来又骑上走，车、人都是湿淋淋地回报社。这种车的工艺水平低，车圈一着水就锈。我把它送给了一位通讯员，又向报社人事科申请了一张国产永久牌自行车的车票：这车笨重但结实，一直骑到1966年9月我被迁赶，才卖给报社印刷厂的一位工人。

两三年时间，我总共向报社人事科申请领取过五张购物票：除了上面说的两张自行车车票，还有一张凯歌牌收音机票，买台收音机，放在宿舍里听听音乐，想为结婚作点准备，那时结婚没有收音机不行。还有一张二毛皮票，一张狗皮褥子票。二毛皮下乡穿，狗皮褥子下乡到山区带着（折起来能放进挎包），没有热炕就铺这个褥子。

那时购买某些物品，不但要钱，还要票。我留下这个记录，是因为我申请领到的票多数与采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