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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第1页）

王庆同印象

侯凤章

那年月，能写文章的人很少，称得上笔杆子的就更少了。有一天，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开会回来说：“公社调来个王庆同，厉害得很，听说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在宁夏报社干过。”包括我这个文书在内的大队几个干部一下子听得不出声了，这简直是爆炸性新闻，北京大学毕业，报社工作过，那就是大笔杆子，咋能到我们这么偏远的小地方？大家都想让支书多说点情况，支书说：“人我见了，个子不高，戴个帽子，笑笑的，也不多说话。再我也没听说什么。”“没听说公社让他干啥工作？”我们急着问。“干啥工作？咱们公社农业学大寨那么多成绩，不靠他写靠谁写？”

公社要开阶段性工作汇报会，大队安排让我赶快写总结。我犯了愁。

平时写的上报材料，因为公社也没有大笔杆子，好坏也不怕人笑话。这次可不行，行家来了，真正的笔杆子来了，材料写不好可有人笑话了。何况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好材料，这可咋办呢？

我连夜赶写了个总结初稿，交会议讨论。参加会的有包队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侯主任），县上下来包队蹲点的几位干部，还有大队领导。我念一段他们提意见修改一段。全文修改完，我又复写了两份，准备上交。

突然侯主任又把我叫去说：“咱们这阶段工作还不错，总结一定要写好，你跟我回公社，我叫王庆同指导你好好地再改改。”

侯主任说叫王庆同指导我？我很忐忑，一是我很想认识王庆同，跟他学习写文章，但又怕自己水平低让王庆同笑话。领导说让我跟他走，请王庆同指导把总结的质量往高提，我也只好跟着走了。

第一次见王庆同确实出乎我的想象。他穿戴很普通，普通得跟我们想象的北京大学毕业的、报社工作过的人基本不对称。倒和我们农村受苦人差不多。公社干部都穿的确良，最不行也是条子绒、栽绒领子蓝布上衣。

可他穿的是很普通的布衣裳，和县上来的下队干部穿戴相比，差距更大，尤其是缺乏县上下来干部的神气和做派。他很随和，很低调。我看他的手也很粗糙，哪里像个嫩文人。侯主任把我领过去请他帮忙改总结，他笑呵地说：“行，我看看，我看看。”侯主任忙别的事去了，我站着不敢动，他看了一会儿材料，发现我还站着，赶快站起来笑着说：“哎哟，怎么没给你拿凳子。”他顺手搬了个椅子，说：“坐，坐。”他却不看我们的总结了，和我闲聊。他问我年龄、学历，我作了回答。我说：“王老师，你说文章怎么才能写好呀？”他竟然指着我的总结说：“这不，就这样写很好呀。”

公社阶段性工作总结会议开完了，向各大队下发了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是王庆同写的，文中引用了各大队上报的总结性文字，在引用我们大队上报的总结性文字时，我看他都作了一定的修改，和原文对照，我品出了许多味道。

公社下发和上报的许多文件都是王庆同写的，我想办法找来拜读，从中体悟语句表达方式，内容组织方式。他的文风很朴实，硬功夫就在此，我们却学不来。

接触了几次，我发现王庆同一说到农业生产上的事，比如耕地、播种、锄地、收割，什么时候该种啥，什么季节该干啥，地锄几遍好，农时谚语，等等，他都很熟悉，说得头头是道。但一牵扯到政治上的事，或我们请教他点学问上的事，再问到北京城的事，他基本什么都不说，而是笑笑地听我们胡谝乱说。

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们大队。王庆同是奉公社丁书记的指示，来总结我们大队基本农田建设的先进经验。我陪他看农田，地边长些蒿瓜子，他蹲倒摘了几个就吃，我奇怪地问他：“你咋知道这个东西能吃？”他说：“这个好吃，但吃多了打舌头。”北京上学，报社工作，还认得蒿瓜子，知道能吃，吃多了打舌头，怪，他到底有过怎样的经历？我深深地疑问自己。

他写我们大队的先进经验材料很快在全县转发了。我拿上反复读，反复品味，反复琢磨写作方法。

大队支书又一次从公社开会回来说：“王庆同在苏步井受了好多年苦，说是从报社迁赶下来的。人就怪，那么大的知识分子受苦，万般无奈呀。”

我们又知道了王庆同的一点历史情况，也明白了他平时不谈政治，少教导人的原因了。但仍然是崇拜。一次我又叫他王老师，他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笑笑地说：“我没当过老师。”我说：“你就是我们的老师。”

他说：“我还在接受教育，你们是我的老师。”

秋收之后的打碾入库快结束了，王庆同突然又来到我们大队，满头大汗，大队正在开会，想让他这个公社来的干部讲两句话，他说：“我是来找侯凤章的。”我吓了一跳，“他这么匆忙找我有啥事呀？”心里一阵紧张。

他说：“小侯，我发现你上报的数字咋前后不一致，尤其和侯主任说的数字不一样？”他翻出了我的报表，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是自己怎样瞎编的。他说：“你看，耕地面积、播种面积、收获面积，春天报的和秋天报的不一样。”又说：“亩产、总产和侯主任说的差距大。”我说：“现在还没有打碾完，等彻底打碾完我再报准确数字。”他严肃地说：“小侯，可不敢这样，这些数字都牵扯到分配，给国家上缴多少，生产队提留多少，社员分配多少，公社审批都要看你上报的数字。你报的不准确造成的问题可就大了。”我很羞愧。他又说：“可不敢小看数字，文章写得再好，一个数字不准确，全篇文章都报废。哈哈。”他最后的哈哈一笑，明显是缓解我尴尬的心态。

我上学走了，离开了大队文书的岗位，离开了王庆同，但王庆同教我的东西至今还鲜活地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