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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明太祖时代（第1页）

第一章大明太祖时代

朱元璋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在位：1368年～1398年

郭子兴的困扰

元朝末年，蒙古贵族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对农耕文化的一贯排斥，让他们对处于水深火热的汉族民众的疾苦全然不放在眼里。开仓放粮，救助灾民在他们眼里显得那样的无关紧要。当统治者们沉浸在权利的争夺中，而无视沸腾的民怨时，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就在所难免了，哪怕它曾有过锋利的弓矛、战无不胜的铁骑。

元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元政府为了弥补国库亏空，颁发了变更钞法的诏令，在铸造“至正通宝”的铜币时，开始大量的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结果导致物价急速上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然而，元朝皇帝元惠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隔一年，他又颁布诏令，让右丞相脱脱负责黄河改道事宜，试图防治水患。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工程，动用了十五万民夫，两万士兵，彻底激化了民众与朝廷的矛盾，起义、造反成为劳苦大众的唯一出路。

白莲教--南宋年间发展起来的一个佛教支系，发展到元朝末年，它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民间社群组织之一。在元惠宗下令治理黄河后，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当即率众起义，他们打着“复宋”旗号，以红巾为标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元斗争。作为白莲教的信众，郭子兴在刘福通起事后不久，把自己所有的钱财都拿出来支持了义军，并亲身参加到抗元运动中来。由于郭子兴为人豪爽、知人善用，平日里又喜欢招纳宾客，所以，没过多久，他所率领的部队就成为起义军中的一股主要力量。然而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郭子兴却开始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也正因为此，他在胜利的道路上并没有走的很远。

郭子兴

郭子兴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就是攻打濠州城，在此之前，他的属下大多是一些不堪元军欺凌的百姓和俘虏，他们在听说了郭子兴的威望后，特意投奔而来。因此，郭子兴的这支队伍毫无组织性、纪律性可言，准确的说，他们更像是一群游兵散勇组成的草寇。可是郭子兴并不在意，稍加整顿之后，就将这支部队，投入到抢夺濠州城的战役中。值得庆幸的是，濠州城里的元兵早已没有了当年横扫天下的气势，昔日草原上的雄鹰们，已经在温柔乡里过得举不起手中的弓箭，濠州城没几日便被郭子兴的这些“匪兵”们攻陷了。

之所以说他们是“匪兵”，是因为郭子兴的这支队伍在攻占濠州城的过程中，不仅对元军使用武力，对城中的地主富豪也暴力相向，不团结，不争取，最糟糕的是他们连一般的百姓人家都不放过。《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中对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曾有这样的记载：“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乡，焚烧闾舍，**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由此可见，郭子兴更像是一个山大王，而不像一个能够统领天下的统帅。

攻下濠州城之后，郭子兴迎来一个发展壮大的绝佳机会，然而他却没能够把握住，反而是一错再错。在濠州城期间，红巾军各地的首领纷纷来投靠郭子兴，其中就有他的好友，彭大、孙德崖、赵均用等人。颇具山大王性格的郭子兴，将他们迎进城后，并没有对他们加以节制，反而是与他们称兄道弟。于是，好友五人各自称帅，郭子兴也就这样把濠州城的绝对控制权让了出去。虽然后来选举了彭大为首领，但彭大也只是有名无实。

有难可以同当，有福却未必能同享。孙德崖和赵均用被郭子兴收留后不久，便急不可耐的在濠州城吹响抢班夺权的号角。他们先是设计了谋害彭大，然后孤立郭子兴，进而试图加害与他。好在郭子兴的干女婿朱元璋手握重兵，扼守重地，对孙、赵二人形成威慑之势，不然，郭子兴恐怕早已追随彭大而去了。到这个时候，郭子兴的才干也就一目了然了。他像大多数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样，有的仅仅是一腔热血和莽撞的性格，政治智商却令人不敢恭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治谋略不足的莽汉能够笑到最后，陈胜、吴广做不到，项羽做不到，同样他郭子兴也做不到。

朱元璋救了郭子兴之后，成为郭子兴队伍中最为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让孙、赵二人有所忌惮的。然而，郭子兴却没有对朱元璋有太多的感恩，相反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忧虑重重。他认为，朱元璋在自己身边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削弱朱元璋的势力，自己很有可能大权旁落。就这样，对好友坦诚相见的郭子兴，对自己的干女婿却严加防范了起来。在赶回滁阳后，郭子兴马上接管了朱元璋手中的精兵，自封为滁阳王。这个时候的郭子兴多少有些春风得意。唯一让他不快的，就是自己手下的精锐部队全部是朱元璋的亲信，这种不快的情绪在他的心底与日俱增。

矛盾最终还是爆发了，在郭子兴不断壮大势力的过程中，曾经试图胁迫他的孙德崖却在濠州陷入粮草匮乏的困境。为了团结更多的抗元力量，朱元璋在和阳城不计前嫌的给予了孙德崖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但是，这件事很快就被郭子兴知道了。郭子兴大发雷霆，他认为朱元璋认贼作父，有背叛自己的倾向，因此不惜亲自带队赶往和阳向朱元璋问罪。在和阳城，郭子兴和孙德崖这两位昔日的好友还一度兵戈相见。最后还是朱元璋以自己为人质，换孙德崖出城，才平息了一场大战。随后，这件事情之后，朱元璋屡次向郭子兴表述自己的忠心，但是郭子兴也依然不能释怀，最终，抑郁成疾离开人世，而他那王侯将相的梦想也只能留给他的后人们了。

从郭子兴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失败后的悲剧身影。他们不堪压迫，有着极强的反抗精神和意志，但是却受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无法真正意义上推翻统治者。他们虽然能成为一时的枭雄，却并不能成为安定天下的伟大君主。郭子兴也一样，他不善治理军队，缺乏政治谋略，嫉贤妒能，这都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代霸主，而郭家军的时代，也就这样在历史上匆匆的谢幕了。

了不起的陈友谅

大凡涉及到明初和朱元璋的影视剧及小说中，都会有一个人以反面的形象出现，这个人阴狠狡诈，杀主屠友，善谋权术，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人就是陈友谅。除了文艺作品对他评价颇低外，正史中对他的描述也称不上友善，《明史》就这样描述他说：“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可是，历朝历代那些能成大事的人，哪个又是循规蹈矩，不善权谋的呢？

按现在社会的评判标准来说，陈友谅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他出生在湖北沔阳府（今湖北乌林镇）的一个穷苦的渔民家庭中，但是天资聪慧，从小沉溺与诗书、文卷之中。后来，还一度取得了元朝的功名，在沔阳做起了一个小小的官吏。然而，在腐朽的元朝统治机构中，他这样一个汉人，做着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基本没人会把他放在眼里，所以，经常被上司呼来唤去，生性耿直的陈友谅在忍无可忍之后，毅然罢官，参加到了反元义军的队伍中。事实上，陈友谅也算是有胆识的好青年了。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放弃自己的“公务员”身份，来反叛朝廷的。

陈友谅辞官后不久，开始秘密组织当地渔民制造武器。显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陈友谅也是明白的。可惜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陈友谅等私造兵器的事很快传到了县令那里。陈友谅得到消息后，为了防止官兵追杀，争取到主动权，当即在一次酒席宴上借故打死当地的一名湖霸，同时，号召渔民起义。先造装备，后鼓民心，这个阶段的陈友谅表现出来的不是阴险狡诈，反而是一种大智慧。

在陈友谅揭竿而起的同时，徐寿辉所率领的红巾军已经在湖北初具规模，其部下倪文俊更是刚刚从元军手中夺过了沔阳。势力弱小的陈友谅自然明白，凭着这几百个渔夫，就算自己是大罗神仙，也断然不会有大的作为，于是果断的率众投奔了倪文俊。投奔倪文俊，是陈友谅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机，他从一个不被元政府重视的刀笔小吏，一跃成为红巾军里战功卓绝的军事天才。在与元军交战的过程中，陈友谅将前人“陆耕水战”的战术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屡战屡胜，被倪文俊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惊世之才。历史上的陈友谅，并不像文艺作品中的那样，只是一介莽夫的形象，相反，他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在历史上，往往只有那些聪明的人，才能走的更远一些。

倪文俊对陈友谅的赏识和大力提携，为陈友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陈友谅迅速的成长起来，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上司倪文俊却给他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也就是这个难题，让陈友谅在后世的几百年里，戴上了叛主、杀友的帽子，成为后人眼中地地道道的大反派。

红巾军在起义初期，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的徐寿辉被选举为红巾军的统帅，但论起真才实学，徐寿辉却比不上倪文俊。因此，作为部下的倪文俊总是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的抱负无法更好的施展出来，于是，一直都在想着如何把徐寿辉拉下来，自己上去。在徐寿辉建起天完政权之前，倪文俊甚至想过接受元顺帝的“招抚”，可惜没有成行。天完政权建立后，倪文俊开始加快了夺权的步伐，然而他布置的几次暗杀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还暴露了自己的阴谋，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倪文俊不得不投奔了自己的老部下陈友谅。

面对落荒而来的倪文俊，陈友谅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为了自己的这位老上级，不顾那些与自己血泊里摸爬滚打的兄弟，一边对抗初具规模的天完政权，一边对抗元朝军队的围追堵截。二是，杀死倪文俊，保存自己的势力。可是，第一种选择，无疑是以卵击石，别说对抗天完政权，就是脱离了天完政权，一旦遇到元军的围剿，他陈友谅也必死无遗。所以，权衡利弊之后，杀死倪文俊，以示忠诚，成为陈友谅唯一的出路。可以说，是倪文俊一手把陈友谅的名声搞臭了。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陈友谅究竟有没有杀死倪文俊仍然是个疑案，虽然史书中多将倪文俊之死的矛头对准了陈友谅，但是，历史向来是那些胜利的人去写，因此给陈友谅泼污，突出朱元璋的光辉形象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倪文俊之死，再次给陈友谅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机遇。天完政权皇帝徐寿辉为了嘉奖陈友谅帮他铲除心头之患，将原本属于倪文俊的军队，悉数拨给了陈友谅，这让原本势单力薄的陈友谅一下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起来。军事力量逐渐强大后，陈友谅在反元的战场上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胜利果实。这让徐寿辉这个皇帝又坐不住了。倪文俊的叛乱，让他夜不能寐了，如今又出来一个和倪文俊一样厉害的角色，必须尽快斩草除根。于是徐寿辉以“迁都”为由，准备接管龙兴城（今江西南昌）和陈友谅手中的势力，这让陈友谅很是不快。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俘获了前来接管龙兴城的天完皇帝。并把他当作人质，向太平城进发。在攻下太平城后，陈友谅杀死徐寿辉，自立为皇帝，国号“汉”，从此成为雄霸一方的割据势力。成为元朝统治者最大的威胁，也成了未来皇帝朱元璋的眼中钉。

从渔家少年到成为“汉”皇帝，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虽然在与朱元璋的对抗中，成为最后的失败者，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其反抗元朝统治和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而简单的用成王败寇的标准来归结其一生，不免有失公允。

鄱阳湖里话江山

鄱阳湖地处江西省北部，是长江中下游最为重要的淡水湖之一，它控扼赣北，形胜东南，又连接长江天险，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交战双方，如果一方占据了鄱阳湖，向北能够横渡天险直达江北，进取中原；又可以腰击长江，凭借江中双钟镇、石钟山、梅家洲等地控制长江要塞，建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向南，则可以深入到赣中腹地，建立根据地，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因此鄱阳湖一代就成了历朝历代统治者们重点争夺的地方。

元朝末年，经过常年的抗战，元军已经开始逐渐撤出中原地区，能够有机会问鼎中原的只有三股势力，他们分别是势力遍布江苏、安徽等地的朱元璋，以及他东邻的张士诚，西舍的陈友谅。就这三股势力而言，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之后，掌握了红巾军起义后的大部分胜利果实，可以说是势力最强的。而朱元璋虽然名义上只是“小明王”韩林儿任命的左副元帅，但实际上却掌控着军政大权，在江南地区非常有势力，虽然整体上不及陈友谅，但是在龙湾大捷后，朱元璋方面气势高涨，不容小视。最后才是张士诚，张士诚在与元朝对抗期间，并没有什么过于杰出的表现，后来还被元王朝招安，只能偏居一隅，做起了土皇帝，但是伴随着朱元璋的不断壮大，张士诚已经被压制的有些喘不过气来。

龙湾战役后，陈友谅遭受重创，对于他来说，这场败仗无异于奇耻大辱，败退回九江后，陈友谅对此之事仍然念念不忘。至正二十三年（即公元1363年）四月，报仇心切的陈友谅统帅水陆大军六十万，围攻小明王韩林儿的根据地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城将领朱文正殊死抵抗，才没有被陈友谅攻进城中。朱元璋在闻知此讯后，片刻不敢耽搁，统率大军前去解围。对水军应运自如的陈友谅，见自己的仇人搬兵至此，心中暗暗惊喜，联合张士诚在鄱阳湖一带拉开了阵势，准备一举歼灭朱元璋，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事实上，在龙湾大捷之后，朱元璋也已经开始分析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了。他经常召集自己的谋臣，商讨天下形势，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就是刘伯温的“一计平天下”的计策。据史书记载，刘伯温在与朱元璋分析天下形势时提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协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意思就是说先灭陈友谅，后讨张士诚，最后北上伐元，这样国家就可以统一了。在这里，我们先不说刘伯温到底有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宏论。单就指朱元璋来说，恐怕他已经是战意已决了。

七月初六，在朱元璋的亲自督阵下，二十万水军抵达湖口，面对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朱元璋没有恐慌。他先是派兵把守住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接着又派人在南湖嘴（今江西湖口西北）一带驻扎，最后命人在武阳渡（今江西南昌县东）死守，坚决不给陈友谅逃跑的机会。而他自己，则亲率水师向鄱阳湖进军。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陈友谅的水军船大、坚固，战斗力是朱元璋水军的数倍。而朱元璋的水军则船小、速度快，不会轻易被围堵，一时之间难分上下。

然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在一次战役中，朱元璋的指挥船突然意外搁浅。陈友谅的部下张定边发现后率船围攻，一时间，情况变得异常危急。这个时候，连朱元璋都变得脸色大变，后背冷汗直冒。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将士韩成来到朱元璋面前，执意要求与朱元璋换衣，朱元璋先是不肯答应，但是随着张定边的离近，终于无奈的将自己的衣服换给了韩成。韩成换上朱元璋的衣服后，来到船头，对张定边属下陈英杰破口大骂，然后说自己就是朱元璋，宁死不降，说完后便跳湖自尽。陈英杰见假朱元璋跳湖，心里早已乐开了花，也顾不得围攻朱元璋的指挥船了，为了抢得头功，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打捞韩成是尸体上，这才让朱元璋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