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前去求见的正是这样一位大人物。他来到大人物家正好赶上最不利的、对他来说非常不适宜的、而对大人物来说却是十分适宜的时刻。大人物正在办公室和一位前不久刚来此地的、多年不见的儿时伙伴、老相识很愉快地谈话。此时仆人前来报告,说来了一个什么巴什马奇金。他就口气生硬地问道:“这是个什么人?”仆人便回答:“一个官员。”“啊!叫他等一等,现在还不是时候,”大人物说道。
这里我们应该交代一下:大人物完全是在撒谎,他有时间,他跟朋友已经聊好半天了,该聊的几乎都聊了,在他们的谈话中早已时常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他们只不过不时地轻轻拍拍对方大腿,说道:“是这样,伊凡·阿勃拉莫维奇!”“是那样的,斯捷潘·瓦尔拉奠维奇!”虽然如此,他还是吩咐人叫官员等一等,以此向已放弃公职而久居乡村的朋友来显示一下,官员们在他的前厅里要等待多长时间。最终,他们说够了,又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坐在可折叠的、很舒适的安乐椅上抽完了一根雪茄烟的这位大人物,就像忽然记起来了似的,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文件的秘书说道:“哦,外面好像还有个官员在等着。去告诉他,能进来了。”
一见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副温顺的样子及他身上那件旧制服,大人物立即冲他说道:“您有什么事吗?”他的语气生硬而坚定,那是在获得如今的职位和将军头衔的前一个星期,他在自己家里独自对着镜子专门练出来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早已望而生畏,窘态百出,他带着比平常更多的语气词“啊,哦……”,费力地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解释道:外套完全是新的,如今被残忍地抢走了,他来见大人是希望请大人说句话,给警察总监先生或者其他的什么人写封信,找回被劫的外套。不知为什么,将军认为这种态度太放肆了。
“您是怎么了,仁慈的先生,”他接着用生硬的口吻说道,“难道您不清楚办事的程序?您这是到哪儿来了?不知道要怎么办事?关于这件事您应该先向办事处递交一份呈文,它将被送交股长,再转交科长,之后交给秘书,而秘书再将它呈递到我这儿……”
“可是,大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竭力鼓起了身上仅有的一点勇气,同时感到自己已经大汗淋漓,“我之所以敢于来麻烦大人您,是因为觉得秘书那个……是些不怎么可靠的人……”
“什么,什么,什么?”大人物说道,“您是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年轻人中间竟然如此风行反对长官和上司的狂妄之举!”
大人物好像没有注意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五十开外了。所以,如果他能被称作年轻人的话,那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即相对于那些已经七十多岁的人来说。
“您知道您是在和谁这样讲话吗?您明白是谁站在您的跟前吗?您明白这一点吗,明白这一点吗?我在问您啊?”
说到这,他使劲跺了一下脚,声音又提得那么高,别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算别人处在那场合上也会被吓得魂飞魄散。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下子就呆住了,身子晃了一下,就浑身战栗起来,如何也站不稳了,假如不是看门人赶紧过来扶住他,他只怕就要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他几乎人事不省地就被架了出去。效果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想,对此大人物颇为满意,一想到自己说的话竟会把人吓得半死,他就不禁飘飘然了。他瞟了朋友一眼,想知道朋友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他不无得意地发现,他的朋友也心神不定,竟然同样感到恐惧了。
如何走下楼梯,怎样走上大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点都不记得了。他感到手脚麻木。他这辈子还从未让一个将军,并且还是别的部门的将军如此严厉地斥骂过。他大张着嘴,在呼啸的暴风雪中一路蹒跚,不时地偏离人行道。
彼得堡的风像往常那样,从四面八方,各个胡同里吹到他身上。风灌进了他的喉咙,眨眼间就让他得了咽炎,他勉强走回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全身浮肿,倒在**。严厉的训斥有时竟会如此厉害!加之彼得堡气候的大力协助,他的病情发展得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医生来了之后,摸了摸脉搏,已没有什么办法,只开了一副罨剂,这也仅仅是为了让病人不至于未享受到医疗的恩惠。之后医生就宣布:两天半以后,病人一定命归黄泉。随后医生对女房东说:“而您,老大妈,别白白浪费时间了,现在就为他订购一具松木棺材吧,因为橡木棺材对于他来说太贵了。”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否听到了这些十分不幸的话,如果听到了,它们是否在他身上产生了猛烈的影响,他是否对自己苦难的一生感到惋惜——这些都无从得知,因为他一直都在发烧,不停地说胡话。在他的脑海里不住地浮现出的景象一个比一个更奇怪:一会儿他看到了彼得罗维奇,并向裁缝订做了一件设有机关以防范盗贼的外套,他总感觉小偷就藏在床底下,因而不时地召唤女房东,让她将小偷从他周围、甚至从被窝里拽出去;一会儿他又问道:为什么还在他跟前挂着他的旧长衫,他明明已经有新外套了;一会儿他又感到自己好像站在将军面前,聆听将军严厉的训斥,并连声地说着:“我有罪过,大人!”一会儿他竟然破口大骂,说出那些最难听的话,让房东老太太忙不迭地画十字,她之前可从未听到他说过任何这类的言语,尤其是这些话总是紧随在“大人”这个词之后说出。再往后,他说的就全是胡话了,根本听不懂了,只能听出这些语无伦次的话及其意思翻来覆去得总离不开他那件外套。
终于,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咽了气。不论房间,还是他的东西,都没被封存起来,因为,第一,他没有继承人;第二,他也没留下什么遗产。仅有一小把鹅毛笔,一沓公家的白纸,三双袜子,两三个从裤子上掉下来的纽扣,再者就是读者已熟悉的那件长衫。
天知道这些东西被谁得去了:说真的,连讲这故事的人对此都丝毫不感兴趣。人们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运走,埋掉了。从此彼得堡就少了一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像这个城市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一样。一个任何人都不予以保护,任何人都不会珍视,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甚至连普通苍蝇都不会放过、要将它安到大头针上、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都不屑一顾的生物就这么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逝了。这个生物驯顺地忍受着同事们的嘲弄,没有做过任何非凡的事情便进入了坟墓。不过毕竟在他临死前曾有过一个光明的使者以外套的形式在他面前闪现了一下,在一瞬间让他可怜的生活变得活跃了,之后灾祸就急剧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就像降临到沙皇和世间的统治者头上一样……他死后又过了几天,一个部里派来的看门人带着叫他马上去司里的命令来到他家,说长官正传唤他。可是看门人不得不独自一人返回部里,向上司报告说:他再也不能来了,在回答“为什么”的时候就说:“是这样的,他已经死了,前天就被埋葬了。”如此,司里的人们才得知他的死讯。
第二天,在他的位置上坐上了一位新的官吏,这一位的个头儿很高,写出的字母已经不是直体的,而是很歪斜的。
不过,谁又能想到,关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他注定会在自己死后轰动几天,就像这是对他此前默默无闻的一生的一个补偿一样。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个凄惨的故事便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结局。
彼得堡忽然流言四起,说是在卡林金桥附近及较远的地方,每到夜晚会出现一个官员模样的死人,他在寻找一件被抢走的外套,而且以外套被劫为由,也不问所遇到的人的官衔及职位,从所有人的身上剥下各种各样的外套:猫皮的、海狸皮的、棉絮的,还有浣熊皮大衣、狐狸皮大衣、熊皮大衣,总而言之,剥下人们用来遮体御寒的各种毛皮大衣与外套。司里的一位官员亲眼见到这个死人,并立即认出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可给他吓坏了,他撒腿便跑,因而也没来得及仔细瞧瞧,只见那死人从远处伸出手指在威吓他。从各处不断地呈上一些状子,不仅仅是九等文官,并且连七等文官也在抱怨,说因为夜间外套被扒掉,后背和肩膀受了风寒。警察局里就下达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捉住那个死人,活捉抑或打死都行,而且要严加惩处,以儆效尤。这命令还真差一点就实现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基留什金胡同,当死人正从一个退休的吹长笛的音乐家身上扒下粗毛呢外套时,某个街区的岗警当场抓住了那个死人的领子。他一边抓着领子,一边喊来自己的另两个同事,叫他们来看住他,而自己将手伸进皮靴筒里去取鼻烟盒,想叫自己一生中冻过六次的鼻子舒服一下,可这鼻烟一定是连死人都受不了的那一种。警察用手指堵住右鼻孔,还没来得及用左鼻孔吸完那一小撮鼻烟,死人猛然打了一个大喷嚏,唾沫星子直溅进他们三个人的眼睛里。就在他们抬手擦眼睛的时候,死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甚至没搞清那死人是否真的曾被他们抓在手里。从此,岗警们一见到死人就心惊肉跳,更不敢再捉活的了,老远他们便喊:“喂,你,走自己的路去吧!”于是死官吏竟在卡林金桥那边也出现了,给所有胆小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但是,我们好像把那位大人物完全丢在了一边,其实,正是他才让这个原本十分真实的故事出现了如此荒诞不经的结局。首先应该说一句公道话:在可怜的、被痛斥了一通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走后不久,大人物就感受到某种类似怜悯的情绪。他并非没有同情之心,他这人对很多善良的感情并不陌生,虽然他的官衔常常妨碍它们表露出来。来访的朋友一走出他的办公室,他就陷入了关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沉思之中。从那天起,未经受住应得的训斥的、面色苍白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形象几乎每天都会浮现在他的眼前。有关这个人的念头让他心烦意乱,以至于一个星期后,他甚至决定派一个官员去打听一下那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情况,看能不能真的帮上什么忙。当他得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得了热病,猝然死去的消息时,他不禁大吃了一惊,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
为了散心,摆脱掉那令人不快的印象,他就去了一个朋友家,参加晚会。在那里他见到许多正派的人,尤其称心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同一级别的官员,因此他能不受任何拘束。这对于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奇异的效果。他变得无拘无束了,在谈话中颇讨人喜欢,彬彬有礼。总而言之,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吃晚饭时他喝了两杯香槟酒——众所周知,这种酒是很不错的东西。香槟酒让他产生了一股豪情,促使他去做点什么奇特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决定暂不直接回家,而是去一个熟识的太太卡罗琳娜·伊凡诺夫娜家一趟。这位太太好像是德国血统,他对她怀有一种十分友好的感情。应该说,大人物已经年纪不轻了,他也是个家庭中的好丈夫,受尊敬的好父亲。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已经在办公机关里供职了,十六岁的、漂亮的女儿长着一只略微弯成弧形的、但很漂亮的鼻子,他们每天都来亲吻他的手,说道:“bonjour,papa”。他的太太还不算老,甚至能说风韵犹存。她总是先让他亲吻自己的手,之后把手翻转过来,再亲吻一下他的手。可是,虽说大人物对于家庭的温暖很满意,他还是觉得在城市的另一个区里交个女朋友也无伤大雅。这位女友绝不比他的妻子更漂亮、年轻,只是,世上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评论它们可不是我们的权利。就这样,大人物便走下楼梯,坐上雪橇,对车夫说了一句:“去卡罗琳娜·伊凡诺夫娜家。”而他自己就用十分讲究的、暖和的外套裹住身子,沉浸在一种对于俄国人来说再好不过的美滋滋的状态中,也就是说,自己什么都不想,而各种思想却一个比一个更甜蜜地自主钻入脑子里,根本不必费心去追寻它们。他心满意足,轻松地回想着刚刚度过的晚会上所有快活的事情,所有那些让周围一小堆人哈哈大笑的话,其中很多话他甚至还低声重复了一遍,他感觉它们仍像在晚会上说出时那么可笑,结果毫不奇怪,他自己不时地从心坎里乐起来。但偶尔不知道从哪儿,也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刮起的一阵阵的风,不时地打扰到他,就像刀子一样扎在脸上,向脸上甩来一团团的雪,将外套领子吹得就像帆一样,或者又以非凡的力量猛地将外套领子掀到他头上,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从领子里钻出来。忽然,大人物感到有人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衣服领子。他转过头去,见到一个身材不高,穿着一件破旧的文官制服的人,他惊恐地认出了那正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官员的脸吓得像雪一样白,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张死人的脸。只见那死人的嘴一歪,冲着他呼出一股呛人的坟墓气息,说出这样几句话:“啊,总算找到你了!我总算那个,抓住了你的领子了!我要的就是你的这件外套!你没为我的外套想个办法,还将我训斥了一顿——现在你就交出你自己的吧!”这时面色苍白的大人物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半死不活。不论他在办公室里,而且总的说来,在下属跟前,他的脾气有多大,也不论人们通常一看到他威风凛凛的样子及魁梧的身形会发出怎样的赞叹:“嘿,多神气啊!”但这时他却像许多貌似英武的人一样感到极度的恐惧,以致并非毫无缘由地担心起某种疾病的发作了。他就自己动手迅速地扯下了身上的外套,用变了调的声音向车夫喊道:“赶快回家!”车夫听到这通常在最紧要的时候才发出的、并往往伴随着最有效动作的声音后,就将自己的头缩到两个肩膀中间以防不测,同时挥动起了鞭子。马车就像利箭一样飞驶起来。
大约过了六七分钟,大人物就回到了自己家的大门口。他面色苍白,惊魂不定,外套不见了,卡罗琳娜·伊凡诺夫娜家也没去成,就回到了自己家。他好不容易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心神不安地熬过了整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喝茶时,女儿直率地跟他说:“爸爸,您今天的脸色太难看了。”但是,爸爸沉默着,跟谁也没有提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没说他曾在哪里,后来又想去哪里。此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甚至极少再跟下属说:“您怎么敢这样?您明白到底是谁站在您的跟前吗?”假如那样说了,那也只是在听完是怎么回事后才说的。不过,最引人注意的是,从那时起,死去的官员就没再出现过了:看起来,将军的外套他穿着十分合身,至少,不论什么地方也没再发生从谁身上扒下外套的事情了。
可是,许多精力充沛、爱操心的人怎么都不肯安分下来,他们说着,在城市的偏远地区,死去的官员仍旧不时地出现。确实,一个科洛姆纳区的岗警就曾亲眼见到,从一幢房子后面走出来一个幽灵。可这岗警生来性格懦弱,有一次,一只普通的、长成了的小猪由一家私宅里蹿出来,撞倒了他,引起周围的马车夫们的一阵哄笑,由于受到这种侮辱,他就要求他们每人交出一个铜币的鼻烟钱呢——就这样,因为他生性懦弱,他没敢让那幽灵停下,只是在黑暗中一直跟在后面走,直到幽灵忽然停下来,回过头望了一眼,问道:“你想干什么?”同时幽灵又举起那样一个在活人中绝对找不到的大拳头,晃了晃。岗警就说:“没什么事,”就立即转身往回走了。可幽灵的身材已经变得高大了,留着一大把胡子,就像是朝奥布霍夫桥走去,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