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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的故事（第1页）

诗歌中的故事

文学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点我毫不质疑。现在回忆起小时候从废品收购站的废纸堆中捡来半部《八月乡村》在油灯下夜读的情景，觉得那时文学血液就已经在我体内开始流淌。

四十多年过去，这股血液没有停止流动。通过不间断的学习，尤其是经过后来如饥似渴的阅读、走访与写作，我只想说，一个真正与文学结缘的人，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

这和诗歌中的故事性有点儿雷同。

我开过一个名叫金牛谷诗的酒店。店名听起来怪怪的，酒店内房间、菜谱也都怪怪的，例如水调歌头、荷绣月、小伊甸等。当时酒店名称因为与“诗”有关，还引起了一位本地诗人的大惑：这家酒店的老板是弄啥的，竟然胆大包天敢冒“诗”的天下之大不韪！

其实这正是文学在血液中作祟。那时我手上已积攒下足以出一本诗集的诗歌。在银川西塔附近一家饭店门口，U盘和手提电脑一起被小偷砸破车窗玻璃盗走了。那次，因我急迫地想找回失窃的东西，惊动了一位自治区政协的老领导，也惊动了十几名110干警。然而，即使我宣称若是小偷能把U盘送回来，可以把电脑送给他，且有奖金，但最终还是杳无音讯。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说丢了呕心沥血写下的两百多首诗，还是一件好事呢？这与我后来真正开始诗歌创作有关。如果我不丢那些诗，我就不会对诗那么恨，也就不会对诗有更深的爱。凡事都是这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后来，我再写诗就不完全依赖电脑了，即便用电脑写好，也还要用纸打出来。如此，半年以后，我的桌边就有了一叠厚厚的短诗稿。有一天，出版社的朱世忠老师来我办公室，无意间看见了那叠打印出来的诗稿，他诧异地说，原来你在写诗？他翻了几页，觉得还行，便说，既然写了就别藏着孤芳自赏，就该拿出去见世面，否则，写它有什么用？因此，我找了火仲舫老师，通过火仲舫老师介绍，认识了火会亮、杨梓、梦也等老师与诗人，在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下，刊发了一部分。

之后，出现了我没想到的事，我给《诗刊》投寄的一组诗，被林莽老师看到了，他专门给固原市作协主席王怀凌打电话，询问西海固是否有牛红旗这么个诗人。得到证实后，林莽老师打来电话，让我写了简介，在《诗刊》和《诗探索·会刊》上发表了那组诗。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刊物所要的简介怎么写，洋洋洒洒地就写了五千字。林莽老师读后，让我去趟北京。我去后他面授机宜，指出了我诗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我深造。于是，在林莽老师的引荐下，我认识了北京大学的曹文轩教授，并顺利进入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在曹老师门下当访问学者。其间，我还通过兰州几位诗人，认识了诗人李老乡。这些好运的到来，不单是出于偶然。我要向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衷心地表示感谢。进了北京大学，又进了鲁迅文学院，逐步深造学习，既激发了我的热情，又令我明晰了创作方向。

就诗歌创作而言，我已经有了克服诗歌广泛存在的问题的决心。林莽老师讲，没有故事的诗歌，已经不能再写了。李老乡老师说，你看看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诗歌就明白了。曹文轩老师说，小说是讲故事，诗歌是专门讲故事中那些让人一刹那触电的故事。我回想以前读过的诗，果不其然，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场景闪现在眼前，而那些或华丽或激烈或悲壮或隐晦或言不由衷的辞藻，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再翻看我的诗歌，原来能打动自己和被读者喜欢的，还是一些有故事情节的诗句。

忘不了那个让我恍悟的日子。那天，我在北京租住的公寓里写了一首《我发明了一个上帝》，其中有句“阳光用纸包住，冷却一会打开来依旧阳光”。当这句诗落在纸上后，我惬意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并打电话给一位朋友，告诉他我写了一首自己喜欢的诗。

从此以后，我写得慢了，甚至好久不动笔。我知道草草写出来的诗，只是些分段分行的废话。

记得有位朋友拿来一沓诗让我看，我读后毫不客气地说，你这几十首诗，只是一首诗，而且这首诗是伪抒情，有点儿像三十年前流行诗里面的三流诗。三流诗能流行吗？我坦然说，你的诗里没故事，意象没有依托。我拿起手边一个塑料烟灰缸与一支烟头，烟头留在烟灰缸上的疤痕，打着比方讲了不少自己的心得体会。回家后，觉得自己有点儿自不量力，但细细一想，觉得是在说真话，没啥错。诗歌看似只有几行简短的文字，实质其中有个巨大的迷宫，这个迷宫看似暗无光亮，实则有个让迷宫灯火辉煌的按钮。这个按钮就是生活，是生活的知识和真诚。寻找这个按钮的捷径就是大量阅读优秀作品，打开心扉寻找感人的故事，然后，再把这些故事机智地藏在你的诗里。

说到底，诗歌就是用诗的语言讲述你内心迷藏的神趣故事。

我每次写诗之前，都要告诫自己，芝麻开门，打开心门，就会有对诗的敬畏心，诗的谜团和闪电就会到来，就能写出动人的诗篇。

（发表于《朔方》201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