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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的人，在医德方面还会有问题吗？

大约2年前的一个晚上，外科接诊了一名8个月大的患儿。孩子从早上8点开始呕吐，送来时已处于昏睡状态。医生怀疑是肠系膜内疝，这种病病情进展迅速，病死率超过70%，需要立刻开腹检查。但家长不愿给这么小的孩子做手术，一再追问值班医生：“能保证是内疝吗？不能保证就不同意手术。”老实说，在许多疾病面前医生也难下保证。这时值班医生想到贾立群，但那时已是凌晨1点，贾立群在郊区开会，本该次日返回。不过值班医生最终还是拨通了贾立群的手机，结果贾立群二话没说就往回赶，在寒风凛冽的大冬天开了一个多小时车。经贾立群确诊后，家长才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还有一次，贾立群正在做B超检查，做着做着眼看**的孩子就不行了，贾立群连忙抱起孩子往急救室跑。把孩子放到抢救**，贾立群告诉医生：“孩子严重血性腹水，需要马上抢救。”此时孩子已经休克，急救后马上实施手术。打开患儿腹部一看，里面全是鲜血，原来是肠系膜血管破裂，裂口竟有1厘米长。主刀医生感慨：“多亏贾立群把孩子及时抱来，再晚一会儿可能就没命了。”这时贾立群才向家长解释，给孩子做B超时，原本怀疑孩子是腹水，但检查发现腹水浑浊，仔细一看竟是腹内出血，所以顾不得向家长说明情况，争分夺秒地送孩子来抢救。

对于红包，大多数医生是拒绝的，但有时医生不要而患者坚决给。很多有职业道德的医生选择了无奈的办法：先收下，手术后再退还。首先这样做也未必合适，另外并非对所有医生都适合——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做手术。

自从贾立群成为一名B超医生，就有患儿家长给他送红包——为了加号，为了得到精心诊断，更多的是为了感谢。

10年前，一名来自秦皇岛的患儿要在当地做盆腔肿瘤手术，为此先到北京儿童医院检查，当地外科医生随诊。贾立群用探头一扫，不到一分钟就推翻了此前的诊断，认为只是阑尾囊肿。随诊医生当即与贾立群争执起来，但贾立群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征得家长同意，一针扎下去，脓液喷涌，随诊医生顿时叹服。家长不知该说什么好，掏了半天兜拿出五元钱要给贾立群当零花，简直让他哭笑不得。

屈指算来，几十年里贾立群只收过一个患儿家长送的礼物——一包自家炸的面食“咯吱盒”。面对如此盛情，他实在推脱不掉，却马上打电话让妻子买了一个生日蛋糕送还孩子——那天刚好是这个孩子的7岁生日。

20世纪90年代初，来了一名河北大厂的4个月的女孩。她生下来肚子就大，就诊时腹部高度隆起，好似一个球，肚皮被撑得发亮，一条条静脉清晰可见，孩子平躺下来张着嘴都喘不过气来。贾立群见孩子病情危重，就加班为她做了检查，发现腹内有一个巨大肿瘤。可是贾立群反复探查就是找不到右肾——肿瘤挤走了肠子，而肠子里又充满了气体，严重影响观察；而让婴儿俯卧的话，由于肿瘤的存在，孩子的呼吸就更困难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依旧找不到。贾立群让孩子趴着，然后让妈妈托住孩子的肩膀和大腿，孩子整个悬空，终于从后背发现了右肾——已经被肿瘤压成了“扁片”，被推移横置于右膈下。这下就可以排除肿瘤与右肾的关系了。这个畸胎瘤实在太大了：两侧紧贴左右腹壁，上边直顶剑突，下缘达耻骨联合，有如婴儿头大小。需要马上住院手术！但手足无措的家长一时慌了，贾立群一边安慰一边帮忙挂号和联系住院。当孩子出院时，家长将1000元钱塞给贾立群。他却婉言拒绝：“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孩子看病需要钱，这钱你留着吧。”

“红包现象”让贾立群十分头疼。拒绝，再给；再拒绝，硬给；又拒绝，直接塞进白大褂口袋。这么三拉两扯，耽误功夫不说，口袋总是被撕烂。2006年的一天，一名患儿家长非要把2000元钱塞进贾立群白大褂的口袋，钱推掉了，但一只兜却被扯破了，耷拉着十分难看。无奈之下，贾立群干脆把白大褂下面的两个口袋拆了下来。

拆下来也麻烦，没口袋的白大褂怎么看怎么像厨房大师傅，再说医院对着装也有要求，总不好擅改样式。贾立群只好请同事王景丽把两个兜又缝上，但这次把下面的口袋全都缝死，缝线在兜口下2厘米处，从外表上看和没缝一样。再有人往贾立群兜里塞钱，塞不进去，贾立群就告诉他：“兜缝着呢。”为此贾立群被称为“缝兜大夫”。

白大褂不能没有口袋，否则连支笔都没地方插，所以贾立群的上口袋还保留着，但能装的东西却少多了。这都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却没办法。这不算什么，还有更极端的。

首先是检查过程。贾立群再耐心，也有哄不住的孩子，无论怎样都会哭闹不止，于是就产生了一些“非正常”要求，能满足的话贾立群都尽量满足。

经历过医疗过程的孩子都怕白大褂，因为白大褂意味着无穷的检查、痛苦的吃药以及难受的打针。早年间很多孩子一见到食堂的大师傅和理发馆的理发员都会大哭，因为这种服装的样式和颜色让他们引发联想。有一次，面对大哭的孩子，家长恳求贾立群：“能否把白大褂脱掉？孩子见到白色就害怕。”贾立群脾气很好地脱下白大褂。但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向贾立群指出：“您羊毛衫上也有一块白色，能否把它也脱掉？”贾立群再次满足了这一要求，又脱下了羊毛衫。所幸贾立群里面的衬衣是蓝色而非更为普遍的白色，否则他恐怕真要赤膊上阵了。

再有就是加号的要求。患儿家长为了加号，无所不用其极。一名来自内蒙古的肾积水患儿腹部经常疼痛，需做B超检查，但预约时间较长，于是家长在贾立群去厕所时尾随其后，估摸着贾立群正要开始，拽住他的胳膊猛摇：“贾主任求您了，给加一个号吧！”贾立群只好请他撒手：“给您加就是了。”这位家长得了便宜还卖乖，逢人便介绍经验：“你去厕所摇他就给你加号，比摇车号容易。”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位家长跟进厕所“摇号”，结果他去早了，贾立群还没开始，家长只好拿着B超单看着贾立群。贾立群叹口气道：“我给您加就是了，您看着我尿不出来。”这位家长更卖乖：“现在更省事了，连摇都不用了，你就看着他他就给你加。”

兄弟医院经常和沈颖合作一些关于肾脏方面的课题，大多数需要B超筛查或制定标准，贾立群总是全力帮忙，从不拒绝，而且不要求署名。与他合作过的人都深有感触，有位经常合作的北大医院教授对贾立群赞不绝口。

为方便职工喝水，贾立群把自家的饮水机搬来；当恋爱的职工与恋人闹别扭时，他会亲自打电话帮同事向对方解释；职工家中遇到困难时，他会登门探访、解决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仅仅有医德是不够的，还要业务精深。贾立群就是一直在追求更高层次，进行不断的钻研与探索。

贾立群很爱琢磨，从他小时候装收音机起就是如此。据说贾立群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经常通宵研读学术期刊，以印证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B超医生王玉是贾立群非常器重的年轻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专长，他感觉贾立群最高兴的时候就是——一个疑难病，大家都没想到，他突然灵机一动，会不会是这个？最后手术证实了，确实是这个。那就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一位旅法华侨曾带患病的孩子前来就诊，此前法国医生的诊断是肾母细胞瘤。贾立群做了两次检查，总觉得诊断有问题。

在做手术的前一个晚上，贾立群又给患儿做了第三次检查，最终推翻了肾母细胞瘤的诊断，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而第二天的手术证实了他的诊断。还有一次，一名医生接诊了一名出生仅23天的患儿，申请单上的症状是严重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这是典型的上消化道梗阻症状。再看B超图像，一个肿物把肠腔彻底堵死了。B超医生的第一反应是肠道息肉，一种最常见的儿童肠道占位性疾病。但他不确定，把诊断报告交给贾立群审核。

贾立群感觉不对，不像是肠道息肉那么简单。贾立群又给孩子做了一遍B超，随着探头移动，贾立群的表情日趋严肃，得出不一样的诊断——肠道恶性肿瘤。病理结果出来后，果然与贾立群的诊断一致——绒癌，一种源自胎盘的恶性肿瘤。根据医生提示，患儿母亲也做了检查，发现体内也有绒癌——世界罕见、国内唯一的母婴绒癌转移病例，在贾立群手下得到了准确诊断。

还有一个许多报刊都介绍过的典型病例，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贾立群。

1993年，一对双胞胎姐妹降临在河北石家庄。仅2个月后，姐姐就被抱到北京儿童医院。孩子的肚子比正常孩子大，在当地医院做了B超，诊断是：重度肝肿大；良性肝脏血管瘤——而且医生说没法治。多年之后孩子的祖父回忆说：“当时难到什么程度？孩子这个脑袋就不能直着，光是这么背着，睡觉也整个这么背着，成一个反弓形。前面是一个大肚子，这样睡觉，受罪着呢。我除了给她们俩送饭，平时也不敢见我孙女，一见就难受……”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起来。

外科医生做了初步检查，开出一张B超检查单，并特别注明：“请贾立群主任做B超。”当时本该下班了，但贾立群主动提出给他们加号检查：“让他们进来吧。”这一查就是45分钟。

从B超显示屏上看，孩子重度肿大的肝脏上布满小结节。贾立群判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良性的肝脏血管瘤，一种是恶性肿瘤肝转移——后者会致命。问题是在这两种病的B超图像上几乎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元凶”——原发瘤。贾立群手拿探头，一遍遍地在患儿腹部划过，终于在无数的小结节中，发现一个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结节——在孩子哭闹时，它不随着肝脏移动！贾立群意识到，这就是“元凶”。

在这张1993年8月7日出具的B超单上，贾立群写下了“左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的诊断，任何医生都理解它的意思：神经母细胞瘤特殊四期。后来的手术和病理检验证实了贾立群的判断，这是一种恶性但可治愈的肿瘤，及时的治疗挽救了孩子的性命。

一个月后，家长又抱来了双胞胎妹妹。两个孩子病情完全一样，妹妹的肝内也弥漫着微小病灶，可贾立群反复探查就是找不到原发瘤。于是，贾立群钻进文献堆研读了几天，终于找到了答案——国际上确实有过报道：双胞胎同患此病，原发瘤在怀孕时就已出现，一个胎儿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另一个胎儿的肝脏内！换言之，姐妹俩得的是一种病，只是病根不在妹妹身上，而在姐姐身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罕见。

自此，姐妹俩经常来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和复查，贾立群的B超检查伴随着她们长大。她们家中保留的全部B超单上，都写满了贾立群工整的笔迹。1996年6月，妹妹来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祖父母以全家名义送给贾立群一面锦旗：“火眼金睛缉病祸，孪婴奇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精湛称楷模。”1999年8月，姐姐来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自此彻底康复。如今姐妹俩都已长大成人。

贾立群其人

1953年11月29日，贾立群生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农电局水电专家，母亲是中科院微生物所科研人员。贾立群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妹妹。

或许是由于家庭的影响，或许是由于中关村一小学同学的影响，有一段时间贾立群疯狂迷恋无线电，喜欢照着线路图安装半导体收音机。当时从中关村到西直门的公交票价是1角，但贾立群经常徒步从家走到西直门，用省下的车钱在那家半导体元器件处理店购买所需材料。小学毕业后贾立群进入人大附中，继续他的“无线电事业”，最高成就是安装了一台四个管的收音机。贾立群本想继续提高境界，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他只好带上他的无线电元器件动身了。

1969年8月，年仅16岁的贾立群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分配到一师六团。深夜到达后，贾立群被拉到了汽车连，地点在德都县（现归五大连池市）。开始贾立群被分配去烧锅炉。贾立群做什么都认真，只要他当班热气就充足——冬天要烤车，没问题；大家睡暖炕，都满意。烧了一冬天后，贾立群被调去开车，这让他很兴奋。贾立群不但学会了开车，还学会了修车——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修车可是苦活儿。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没人烧锅炉了，大家想起把锅炉烧得格外热的贾立群，又把他调了回来。这一烧就是3年多，贾立群年年都是模范。后来张潍平曾问他：“为什么别人有啥事求你，你都答应？”贾立群说：“我一直就这样吧。”

说是汽车连，农忙时节也要参与农业生产。麦收时节下雨，地上泥泞一片，收割机无法使用，贾立群他们拿着大扇刀呼啦啦割倒一大片麦子；开春时给大豆除草，小跑着跟不上当地人，除草一天除不到一垄——据说那一垄足有28公里长！吃5个馒头都不觉得饱。不过贾立群始终没有放弃文化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父亲。贾立群的父母身在干校——父亲在四川，母亲在河南，但仍关心着儿子的成长。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数理化参考资料，把那些习题逐字逐句地抄下来寄给贾立群。父亲这份辛苦，贾立群觉得不该辜负，就在锅炉房上面搭了一个矮棚，每天晚上就着台灯窝在那里解题。

1974年9月，贾立群被选送上大学。当时的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同时也有一个形式上的报名，填志愿时贾立群按照自己的兴趣写了“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不过贾立群没能如愿。9月25日，贾立群走进北京第二医学院儿科系。

北京第二医学院坐落在丰台区右安门外，当时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两栋宿舍楼，周围全是农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贾立群非常珍惜这一学习机会，成了每天学习到很晚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