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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1 烽火沧桑话变迁（第1页）

附注1：烽火沧桑话变迁

——石嘴山市的历史沿革略记

石嘴山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汇之处，同时凭借着依山傍水的天然条件，石嘴山市在她的文明刚刚萌芽时便具有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厚度。而这种历史与文化的辉映，在石嘴山的历史沿革中留下了深深的、独特的烙印。

从史前文化开始，石嘴山市境内就泛起一朵朵文明的浪花。从各种遗址及化石所反映的内容和特点看，当时的先民依山傍水，以狩猎为生，在树木葱茏、水草丰茂的石嘴山创造着以游牧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古代文明。因此，从古代先民在这里开始繁衍活动后，石嘴山的文明才真正地翻开了新的灿烂的篇章。

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奴隶社会的发端，人类文明每前进一小步，都凝聚着先民的智慧和血泪，都是一个现在看来很漫长的过程。地处黄河流域的石嘴山市，在黄河文明的滋润和影响下，也一天一天地向着先进的文明形态迈进。石嘴山市境内没有一点可考的夏商时期的文献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后人我们只有唏嘘感慨，先民们任由时光流淌而没能留下一点文明的鸿爪雪泥。一直到了西周时期，我们才找到了文献记载的只言片语。

西周时期，由于分封诸侯，建立71国，城市逐渐多起来，市境内虽然仍没有行政建置，但今宁夏全境、陕西、山西及内蒙古河套地区，被统称为“朔方”，延至东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时间都是猃狁、戎狄柔然、羌等部落的游牧之地。

正如《诗经·小雅·出车》中记述的那样：“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诗中的“朔方”，据明代朱熹《诗集传》中注解，“朔”大致就是今天的石嘴山及其以北地区，而“方”

则是指今天的灵武。《出车》一诗中反映的是周宣王中兴时期，“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的一个战争场景，天子命大将南仲率军深入朔方击退猃狁，取得了赫赫战功。当时的大国威仪和军容浩**想必是非常壮观的，朔方这一地区也因此经历了一次有文献可考的战争。

准确地说，石嘴山一地最早的地区建置应该是从秦朝开始的，这就是说，市境内有确切记载的历史有2200多年。战国末年，秦始皇霸西戎、灭六国，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废分封制，将全国分为36郡，石嘴山市境归属当时的北地郡。《汉书·地理志》“北地郡……富平”一条中有“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

的语句，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说“河水又东北径浑怀障西”。这些典籍中说的“浑怀障”就是指市境内原陶乐县南的兵沟一带，是迄今已知市境内最早的古代建制。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西北地区），筑长城，设亭障以御匈奴。浑怀障即为当时所设。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其城本蒙恬所筑，古谓之浑怀障。”属北地郡富平县管辖。这些城障同长城、黄河天险共同构成了秦王朝在河套地区的防御体系。当然，蒙恬本人可能并未亲自来此筑城，但这之后，浑怀障却成为了从中原移民、驻军的屯垦之地，并由此逐渐形成了集镇村落，形成了市境内早期的原住民。

秦末大乱，各方势力逐鹿中原。北部边疆的防御体系也因此无人顾及，随之瓦解了。市境又重新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直到西汉初年，汉武帝时期，在与匈奴的大战中才重新夺回此地。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遣卫表率军夺回黄河河套地区，“复缮秦故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以为固”

（《汉书·匈奴传上》），市境内的浑怀障又成为浑怀都尉治所。同时，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即北地郡），击退匈奴，移民到市境之内，筑廉县，遗址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这是市境内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对石嘴山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廉县建立之后，又在历史上出了两次彩。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廉县雨肉，似羊肺，大如手。”意思是说廉县这个地方突然下起了肉雨，而且肉的形状古怪。这种“天雨肉”的情况在《墨子》一书中也有过记载：“殷纣末年，天雨肉。”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但毕竟廉县一下子更加知名了。到了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鲜卑入北地”，光和四年（188年），鲜卑王和连率兵攻打廉县，被廉县守军射死，鲜卑兵败。廉县终于在史书的记载中风光了一回，以至于说到廉人射杀鲜卑王，现在的廉县人都觉得很得意。由此也可见，廉县在东汉时仍然具有县级建制，市境隶属北地郡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原大乱，市境又被鲜卑部落占据，廉县被废。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秦末汉末，市境都曾经因中原汉族政权的动**而沦为境外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因此，不论是贺兰山中骑射狩猎的岩画，还是史书传记中的文字记载，都十分明显地反映出石嘴山古代文明中游牧文化的显著特征。在随后的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的政权更迭中，市境内仍然被匈奴、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占据，仍然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之地，原来聚居的村落消失殆尽，人口流失相当严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北边境局势更加动**。市境先后为前赵（匈奴政权）、后赵（羯）、前秦（氐）、后秦（羌）、夏（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建置变化频繁，以至于无法考证。唯一有记录的见《晋书·乞伏国仁载记》：“鲜卑乞伏部于（西晋）泰始初（256年）率五千户迁于夏缘。”一度生活在贺兰山北部一带。直到500年后的唐朝，仍将贺兰山“东北抵河之处”（今惠农区一带）称为“乞伏山”（《元和郡县图志·卷四》）。

市境的归属变化有时候就像我们面前静静流淌的黄河一样，随着许多外界因素的变化而改变河道，改来改去，忽然有一天又改回到了原来的河道。经历了多年的沉寂之后，到了南北朝时，市境又一次被大批的人群、牛羊和农田开垦的喧嚣声激活了。鲜卑族政权北魏于太和初年（477年），在平定“三齐”

基本统一北方后，徙历下（今山东济南）民“于浑怀障故址，设置历城”，属薄骨律镇管辖。《水经注·卷三》中注：“太和初，徙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

这也是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市境内的最早记载。随后，北周政权也曾先后于建德三年（574年）、宣政二年（579年）向市境内移民，并一度在市境设置历城县、建安县后又将此地升格为历城郡，市境内也出现了之前所少有的民众田广的热闹、繁荣场面。

这样的繁荣场面一直在隋朝再一次统一中国时还延续着，因为北周政权正是隋朝建立的基础，因而在隋朝时，市境内仍有建安县、怀远县的建置存在。

为了巩固新政权的边防，隋朝也在583年，两度派兵在市境贺兰山一带击退突厥，有效地保护了刚刚开发的屯垦之地。

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疆域版图也较前朝扩大了许多，石嘴山市境再一次有了大的建置变化。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朔方军行军大总管郭元振在今平罗县姚伏镇设置“定远军”，后改设为定远县，元和年间（806—820年）一度升格为田州，现存的境内最早的佛教建筑田州古塔遗址就建于此时，由朔方节度使统辖。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灵威节度使韩遵上表设为警州治所，在今宁夏平罗县东南。尽管市境的建置在不断升级，但依然有边患战事发生。唐武德五年（622年）九月，突厥兵入侵市境的崇岗地区，洪州总管宇文歆率兵迎击，大败突厥兵。崇岗镇是唐代设立的军事据点，故地在今平罗崇岗一带，此次大捷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详细记载。在此之后的唐元和十二年（818年）十月，灵武节度使村叔良率唐军击败入侵定远城的吐蕃兵骑2万余人。大中五年（851年）三月，“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兵九千赊帐于三交谷”。初步击碎了边境少数民族想越过贺兰山诸关隘入主中原的美梦，市境内的定远城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大唐虽然盛极一时，但终免不了落入衰亡的窠臼。唐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市境在后梁、后唐仍属警州管辖，而到了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四月，警州的建置被废除，降为威肃军。到了后汉、后周时期境内建置竟无从查考了。仅有的一点史料反映的是党项羌族开始进入市境，并逐渐形成了蕃汉杂居的局面。

当时没人在意这一点，也不会想到今后会发生什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伏笔。这个伏笔即将在接下来的宋、辽、西夏的对峙中大放异彩，为宁夏乃至石嘴山的西夏和文明写下绚烂的一笔！

宋朝是一个战事频繁的朝代，战争几乎贯穿了它从建立到衰亡的全过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辽（契丹）和西夏（党项族）的崛起。受此影响，北宋期间，市境内只设置定远镇，到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年）又改设为威远军。到了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市境的定远镇被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攻破，并在此设置定州（即今年平罗姚伏一带）。紧接着，党项人前仆后继，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党项族首领李德明又在定州以北、黄河东岸筑省嵬城（今惠农区庙台乡省嵬村），以驭诸蕃。省嵬城是李德明在市境内控制本地其他党项部落的中心，也为市境的西夏文化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但随着成吉思汗的铁骑日渐强大，省嵬城也随着充满血腥的战争和一次大地震湮没在一片漫无边际的荒草间。兴衰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元朝在市境内仍然设定州，并迁随州（今湖北随州）、鄂州（今湖北武汉）投降的人来此屯垦，于是又纳入到了统一王朝的建置中来。

从史前文化开始到元朝，如此长的时期可谓悠悠岁月了，在略显冗长的历代建置中，真正涉及石嘴山这一地名的历史和文化却是一个空白，涉及的只是现在归属市境范围内一些州、县、镇的历代沿革，这样总让人有种“沽名”之嫌。那么，石嘴山这一地名及以石嘴山为名的建置首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市境为什么以“石嘴山”的名称命名呢？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直到明朝才逐渐揭开了她令人期待的神秘面纱。

经过与蒙古族的大规模战争后，明朝边境战场一片断垣残壁。明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年），当朝政府将宁夏（包括市境）的全部居民迁往关中，市境沿线一带成为一个真空防御带，市境内的城郭全部成了空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失去了聚居的人群和经营数代的良田，市境一带只剩下新筑起的长城，伴着春风不度的边塞箫声，寂寞地注视着每一天的日升日落、风起云散。据史料分析，市境内的长城大多是在明朝修筑的，工程规模之大超过了秦朝。那么，明朝时期为什么要更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呢？从各种史书、典籍、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答案。在明朝，市境内有记载的大的战争就有30多起，尤其是与鞑靼、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战争最为频繁和激烈。于是，明成祖永乐初年（1403年），市境内筑起了现存时间最长的一座城池——平虏城（今平罗县），之后“犬牙交错式”的战争中，市境内设置平虏城镇远关（今惠农区西北5公里处）、威镇堡（今平罗明水湖）、打硙口（今大武口）、沙湖墩（今大武口星海湖）等多处要塞隘口成为明朝政权与一些少数民族武装兵戎相见、你争我夺的主战场，演绎了一段段惨烈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剧，留下了萧如薰守城等不少的战地佳话。由于战事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清朝，市境属甘肃省宁夏府境内的“平虏”（后被改称“平罗”，并在之后升格为“平罗县”），随着雍正年间在边境尤其是宁夏实行水利开发、移民屯垦政策，市境沿黄河一带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物阜民丰的景象，一度被称作“塞上江南”，且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而石嘴山的完整称谓也始于此时，雍正四年（1726年）通智开惠农、昌润两渠时，撰写了《石嘴山土神祠记》，第一次以上报公文的形式记述了石嘴山这一称谓，并记载了石嘴山大量采掘煤炭的史实，是记载市境古代工业发端的珍贵史料。市境内新设新渠县（今平罗姚伏镇）、宝丰县（今平罗宝丰镇）两县，市境内一下子设三个县，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从另一个侧面也为我们提供了市境内耕地扩大、人口增长、经济复苏等重要信息。尽管新设的两个县后来毁于地震，但在清乾隆时期（1736—1795年），石嘴山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城镇规模。据清道光徐保字著的《平罗记略》中记载，石嘴山市河套地区蒙汉交易的“夷厂”（后称为市口），“境杂汉夷，稽查不易”，“人夫工匠络绎不绝”。同时，善于经商的回族也较早地进入了石嘴山，利用雍正初年（1723年）在石嘴山设的“市口”和石嘴山渡口的便利运输条件，与陕、宁、蒙等地各民族之间进行着大量的皮货、牛羊肉买卖和农副产品交易，石嘴山进入了重要的历史时期，以至于清政府在此设置了监督贸易的“监夷厅”，陕甘总督蔡廷衡上书朝廷，请求在石嘴山设立簿，他在《蔡廷衡设石嘴山主簿疏》中说：“石嘴山地方逼近黄河，为内地至磴口水陆要路，该处民蒙交涉事宜烦多，人夫工匠络绎不绝。”足可见当时石嘴山市是重要的水旱码头和货物交易集散地的重要性。到了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于羊毛外销的一个“小插曲”，石嘴山迅速为世人所知。天津英国商人雇佣的经纪人葛秃子到石嘴山试探经商之路，购羊毛4万斤经石嘴山渡口由水路运到天津销售，由于市场前景好，第二年葛秃子便在石嘴山租房雇工，开办了英商高林洋行。后来驻天津的英德商人接踵而来，开办了十家洋行，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羊毛集中到石嘴山，打包装船运往天津。每年运出羊皮百万张、羊毛两千万斤左右，基本垄断了西北地区的皮毛出口业近50年。这或许是石嘴山在古代历史中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由此，身披边塞关隘铠甲的石嘴山终于卸去了千年的戎装，成为了一个皮毛交易和工业手、工业日渐繁盛的古代商业城市，这一实质身份的转型，为石嘴山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以及宁夏撤立等诸多原因，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宁夏建省，市境内只有平罗县唯一一个县级建制，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市境内才在河西分置惠农县，河东增设陶乐县，市境三县的构架基本形成。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惠农县黄渠桥设“宁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平罗、惠农、陶乐、磴口四县，逐渐显现出了现在石嘴山市部分辖区的雏形。

1949年9月25日，解放军部队进驻石嘴山（含惠农区），市境解放，1960年1月7日，国务院第93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石嘴山市，1960年3月27日至29日，石嘴山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石嘴山市宣告成立。自此，经历了2000多年的建置沿革，石嘴山市终于在历史老人擂响的春雷中催生绽放，以一幅饱经历史风霜的新面容亮相于世人面前。后来随着国务院几次对石嘴山市进行大的行政区划调整，截至2020年，石嘴山市辖大武口区、惠农区两个区和平罗县一个县。

抚今追昔，在石嘴山人民长期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下，在一代代石嘴山人的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中，在一幕幕运筹帷幄、气势恢宏的发展大计里，石嘴山——一座创新型山水园林式的新型工业化城市正以她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时俱进的发展速度、充满理性和创造性的远见卓识，勇立潮头，搏风击浪，在**涌动的山水间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