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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主角背后的故事（第1页）

第七讲《主角》背后的故事

主讲嘉宾

陈彦

主持嘉宾

肖丽媛

特邀嘉宾

桂晓风樊希安冯俊科陈彦黄宾堂张亚丽刘东风梁鸿鹰张凌云张延扬陈**穆涛杨辉王陆军王小宁李以从文蔚陈黎明熊志远闻鹏王旗秦博李亚梓《主角》背后的故事

陈彦（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阎署长希望我到这里讲一讲自己的创作，他提前把远集坊出的一本书送给了我。我去山西和银川的路上把这本书读完了，发现远集坊前面组织的讲座都非常精彩，涵盖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出版、传媒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非常丰厚，获益匪浅。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里讲自己的创作有点压力。

我先把自己的创作经历在这里给大家说一说。

我出生在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这个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是一个文学小县，有很多年轻人都在追逐文学梦。我当时也就生活在这股热潮中，无形中被卷到文学里面去了，开始写散文，也写小说。18岁时，在省里《陕西工人文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后来在《陕西日报》和《星期天》等报刊上不断发表散文。那时候，在《陕西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在小县城里都是很轰动的事情。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觉得它的激励作用是比较大的。公开发表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那几乎就是一切。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文学创作起步的。

开始戏剧创作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陕西省要搞一个“学校剧”创作的评奖，当时文化局的领导跟我说，你能不能给写一个“学校剧”。“学校剧”就是以学生，尤其是以中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一种创作。

我当时说试一试，就写了第一个话剧，剧名叫《她在他们中间》，一共九场，写了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和一帮男中学生的故事。那时候我18岁，这个剧写完以后就油印了几本，寄到省里去了。我当时也没想着它能获奖。

结果五个月后，文化局的人通知我，说我获奖了，这部剧获了省里“学校剧”

评奖的二等奖。当时这个奖项是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

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还希望把这个剧搬上舞台，有一个姓付的导演先后跟我联系了多次。此事虽然无疾而终，但是对于自己的戏剧创作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牵动。

然后我逐渐一边写散文，一边进入到戏剧创作里面。22岁那年，我写的4个剧本同时搬上舞台。一个叫《沉重的生活进行曲》的戏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应该说当时在陕西戏剧界影响比较大。文化厅一个叫霍绍亮的老厅长，专门跑到镇安小县来看我创作的戏，看完后把我叫到县政府招待所说，调到省里来发展吧，我回去安排一下。结果费了很大周折，从22岁开始调，直调到26岁才把所有程序办完。但那时领导们想用一个人，还真是舍得下功夫。除了霍绍亮厅长，还有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当时的院长杨兴，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才把我调出来。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最后，我就调到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是一个很大也很老的单位，1938年成立于延安，初创时叫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第一任团长叫柯仲平，大家都叫他“狂飙诗人”。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作协的第一任副主席。当时副主席就他和丁玲两人，主席是沈雁冰。以柯仲平为团长的民众剧团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和那一代革命家都非常重视，送过各种演出用的日本战刀、望远镜之类的道具，还拿出300大洋给剧团做服装费和生活费，柯仲平拿着这300大洋，别在他的裤腰带上长期舍不得用，说最后口袋里都长满了虱子。就是这样一个剧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演出了很多好戏。尤其是一些现代戏，对于中国戏曲现代戏创作的草创与发展，都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把民众剧团交给了西北局。因为民众剧团主要唱地方戏，像秦腔、眉户等，所以也离不开大西北。经过延安时期，这个团成长起了一批戏剧艺术家，包括马健翎这样的大剧作家。马健翎后来担任了西北戏曲研究院的院长，他创作的现代戏《中国魂》《血泪仇》《穷人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游西湖》《窦娥冤》《赵氏孤儿》等经典作品的改编，在全国戏剧界的影响都很大。他也是中国戏曲现代戏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西北局撤销后，西北戏曲研究院交给了陕西，又叫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马健翎又担任了这个院的院长。去年迎来了院80岁诞辰，所以它是历史非常厚重的单位。我在院里工作期间，有四个演出团，一个创作研究中心，还有一个学院培训班，演职员工700多人。像著名作曲家赵季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20多年在这个院负责作曲、指挥，担任创研室主任、副院长等职务。

我一开始调到戏曲研究院做了七年专业编剧，然后做青年团的团长，再然后做管创作的副院长，最后做了十年院长。所以对秦腔历史以及中国戏剧发展史，在这个阶段学习得比较多一些。

我在这个院创作了几部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西京三部曲”，这是一些戏剧专家给起的名字。22年前创作了第一部《迟开的玫瑰》，全国有20多家剧团上演，到现在仍然活跃在舞台上。再一个就是根据上海交大西迁西安的故事写的《大树西迁》，上演17年了，现在也仍在演出。

当时为写这个作品，我在上海交大博士楼住了35天，在西安交大外教楼住了四个半月，就是在研究交大西迁史，先后倾听了一百多位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西迁”见证叙述，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本来交大约我是搞电视剧的，后来发现这个电视剧不好写，有很多东西尚有争议。我就把它浓缩成了一个舞台剧，现在还在全国一些大学巡回演出。

第三部就是秦腔《西京故事》，这个戏到现在也十年了。创作起因是我见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对面有一个劳务市场，每天大概有一两千农民工在那儿寻找活计，非常焦灼、艰辛的一种状态。开始几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人越来越多，并且直接发展到我们单位门口了，都把这种拥来挤去的劳务市场叫“城市牛皮癣”。有时一待一天，能找到活儿吗？

我开始注意他们了，就老爱钻进人窝里转一转，听一听，看一看，觉得他们一定有故事，并且会有很好的故事。我有了创作冲动。

后来，我又深入到西安几个最重要的农民工集散地，一个是八里村，分东八里和西八里。这个城中村当地土著3000多人，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就有十万之众，可能比十万还多一点。还有一个村子叫木塔寨，当地居民1500多人，可住了五六万外来务工人员。我去了解情况的时候，一早一晚，那简直是潮水滚滚，人流如大坝决口，看着十分壮观，也十分可怕。这么多人在这个城市劳动建设、生活暂住，除了谋生，是一种什么东西把他们稳固在这里，让他们长期安营扎寨并与城市相安无事？

哪个地方建设得最好的时候，他们就再也进不到这个地方去了。在安好最后一个大门和防盗锁的时候，他们就远离了这里。美丽的花坛也把他们自然隔离在护栏以外，而在最破烂的地方，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挖掘和建设重启。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做了很多笔记，结果写了一个舞台剧就叫《西京故事》。

舞台剧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的展示机会，但是我获取的素材，大概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动用。这个时候，我又回归到文学，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叫《西京故事》，有近50万字。后来也改编过同名电视剧，当然离小说比较远。我理解影视剧改编的自身要求和难处。这就是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第二部长篇是《装台》。得解释一下，当时百度还查不到“装台”

这个词。现在有了，“装台”就是为各种演出搭建和布置舞台演出环境。

这部小说被张嘉译他们公司也改编成了电视剧，已经在西安拍摄完外景，可能进入后期制作了。这个题材也算是《西京故事》的一种延续吧，因为大部分装台工就是农民工。《装台》是写了舞台、主角以外的故事，很多小人物在台下和幕后搭建、布置、忙碌，供主角和其他人在舞台上表演。因此，《装台》就有了一定的隐喻和象征。这部小说出来以后获得了不少鼓励，文学界一些重要评论家都写了文章，并且也获得了几项全国奖。评论家李敬泽鼓励我说，你对舞台这么熟悉，应该很好地写一个“角儿”。其实在这以前，我也刚好着手写了一个长篇，就叫《花旦》，是写角儿的，但没写完。就像置身于“庐山”中，无法看清其更宽阔的面目一样，觉得哪里都有意思，哪里都割舍不下，也就在捋不出头绪的烦乱中撂下了。后来，我调离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就又开始思谋这个题材，直到调至陕西省行政学院，有了寒暑假，我才把《主角》写出来。

《主角》是集自己几十年对社会、人生，尤其是对秦腔艺术的了解和热爱，最后才写成了这么一部作品。

不管是《主角》还是《装台》，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古老的秦腔艺术给了自己丰厚的历史、人文和生活积淀。没有秦腔，最起码是绝对没有《主角》的。

秦腔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按照学界的研究，说它有600年的历史。

其实远远不止600年。有些专家说它基本上起始于秦代，在汉唐时期就发展得有了一定的基础，元杂剧时代进一步吸收接纳，明代就独具形态了。

之所以说秦腔只有600年历史，因为历史是根据它的物证来考量断代的，秦腔最早的一个剧本叫《钵中莲》，历史就从这个剧本开始认定它的源起。一个剧种的完整剧本的出现，与它前期从胚胎到不断演进，起码应该有上千年的过程吧，因此说秦腔有千年历史也不成问题。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与它相匹敌的只有昆曲。秦腔是从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天水发展起来的，丰富博大于长安。后来形成的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以及豫剧等，凡以枣木梆子打击演唱节奏的剧种，都叫梆子戏。

秦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梆子声腔的鼻祖。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就肩负着对秦腔研究、传承、发展的历史责任。

我在这个院工作了近30年，长期浸润在秦腔文化中，获得了丰富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