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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副主席在西柏坡（第1页）

周副主席在西柏坡

◎成元功

作者简介：成元功，1925年出生，山西文水人。

时为周恩来卫士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八局局长。2012年逝世。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1948年4月，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同原来在那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不久，毛泽东也来到西柏坡。中央机关到达后，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用周恩来的话说：“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西柏坡近一年时间，有几件事使我至今难忘。

“天天都是东方红”

这里说的“天天都是东方红”，不是指天天都在唱《东方红》，而是指周副主席在西柏坡期间，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第二天天亮，太阳从东方升起来，才去睡几个钟头的觉，连吃饭都是在办公室里。

在西柏坡，我们借住的大都是农民的房子，自己也修建了一些临时性简易平房，还打了几个土窑洞。由于土质不好，窑洞里用木架子支撑着。

围墙都是“干打垒”，简易平房里的隔断墙是临时用高粱秆捆绑后在外边糊了一层泥巴做成的，象征性地隔人不隔音。

这里在滹沱河边上，四面环山，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拿今天的话来说，是个难得的休闲好去处。但是，身负重任的周副主席除了偶尔到院子外边散散步，却没有时间去欣赏那如画的风光。

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很简陋，布置也很简单，除了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个大沙发外，再就是墙上挂着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地图。地图上用红、蓝两色小三角旗和箭头标明了敌我双方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的现状。

红、蓝小三角旗是用纸剪成，用针钉在图上的，随着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可以随时移动。地图是根据战争的变化而更换的，红色代表我方，蓝色代表敌方。每天上午周副主席去住处休息时，作战室的同志便根据当天各个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将红、蓝两色小三角旗和箭头变动一次，以便周副主席能随时掌握我军在各战场的进展情况。在西柏坡一年的时间，周副主席除了睡觉、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外，不是伏在办公桌上写电报，就是看电报、看文件，要不就是站在地图前研究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他很少外出活动，就连吃饭，也都是我们给送到办公室。据有关同志统计，他每天要写几千到万把字的作战电报，最多一天写过22份。

由于周副主席每天都要工作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到住处去睡觉，所以邓颖超大姐才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老伴儿，你可真是‘天天东方红’啊！”

三个梨的故事

在西柏坡，我们住的是村子最东边的一个小院，作战部部长李涛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和毛主席、任弼时是邻居。毛主席单住一个院，任弼时单住一个院。三个小院是一个大院，大院门口右边有几间平房是机要室。

我们住进去时，周副主席办公室西侧有棵小梨树，树干已有核桃那么粗。因为梨树在这里是稀罕物，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特意叮嘱我们：你们要替老乡把这棵小梨树管好，要时常浇水，不要让它干死了。周副主席、邓大姐既然这么认真，我们自然不敢怠慢。为了保护好这棵小梨树，我们除了适时浇水以外，还特地在树旁插上了一个木桩，来保护这棵小梨树，并将吃过的鱼虾、肠肚等废弃物，作为肥料埋在树下。

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不长时间，这棵小梨树居然开了花，是一簇小白花，后来还结了三个果。此后，我们对它的护理就更精心了，而且每天都要看看这三个果还在不在，长没长，长了有多少。到了秋后，梨成熟了，是雪花梨，个头还挺大。周副主席指示我，把梨摘下来送还给房东。

我抓住树枝小心翼翼地摘梨，用手绢包好，送给房东时，房东说什么也不收，说这是经你们管理才长出的梨，你们就拿去吃了吧。我解释说共产党、八路军纪律严明，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又是党中央领导机关，当然更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经再三说明，房东就是不收，一定要我拿回来。万般无奈，我只好按高于当时的市场价给了房东钱，把三个梨又拿了回来，向周副主席汇报了送梨的经过。

根据周副主席的意见，给李涛送去了一个，剩下的两个我们大家分吃了。

也许是由于自己亲手劳动所得，大家吃得非常香甜。

艰苦朴素的生活

我们在西柏坡期间，生活比起在延安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很艰苦，衣服破了就打上补丁，不像现在，洗上几次就换新的。而且从中央领导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可以说无一例外，衣服鞋袜都由后勤部门按规定发放，没有谁可以搞特殊，不可能不到时间就让后勤部门给自己发放新的衣服和鞋袜。也正是由于处于艰苦的战争年代，后勤部门物资匮乏，常常不能保障供给，所以从干部到战士，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都穿补丁衣服。

周副主席在西柏坡穿的那双布鞋，就是警卫员王还寿在转战陕北时给做的，在西柏坡穿破了，前边露出了脚指头，我们找了块黑布请刘少奇同志家的保姆耿贵珍同志给补了两个包头。周副主席就是穿着这双布鞋在1949年3月进入北平城的。后来，周副主席在晚上办公时又把它当成便鞋穿，他说这双鞋穿着舒服。1958年春，军委政治学院对全军进行艰苦朴素传统教育，这双带补丁的布鞋被政治学院拿去当实物教材，对部队进行教育。后被军事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了。

西柏坡四面环山，冬天天气特别冷，门上就挂个棉门帘挡风，室内烧个火盆取暖。当时从上到下实行供给制，吃饭分大灶食堂、小灶食堂。在西柏坡期间，除了给毛主席单设了一个小灶厨房外，其他领导同志一律到小灶食堂吃饭。当然也有的首长从小灶食堂把饭菜打回家去吃。当时所谓大灶、小灶就是供应标准不同，小灶在菜的花样上比大灶多一些。

当时，周副主席是人人皆知睡眠最少的人，为了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为了领导和发动敌占区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和代参谋长，可说是夜以继日，呕尽心血。在西柏坡后期，他还坚持到小灶食堂去吃饭，由于他夜间工作，白天休息，大家吃午饭时他才起床吃早餐，早餐是我们给打回来，而大家吃晚饭时他去食堂吃午饭，因此，他的晚餐只好将饭菜从小灶食堂打回来，等到午夜放到小火炉上热一热，再端给他吃。为了保证周副主席的健康，当时我们也提议让小灶食堂每晚留下一个厨师，给他做夜餐，但他坚决不同意，说不能为他一个人就给厨房的同志增加工作，增添负担。当时行政处长是伍云甫，警卫处长是汪东兴，为此他们曾专门找周副主席商量，说他工作那么忙，长期熬下去会影响健康，小灶厨房每晚留个人给他做夜餐，也是工作的需要，完全应该，并不算什么特殊，周副主席仍然不同意。直到最后提出由毛主席的小灶厨师高进文，每晚给他做好夜餐放在小灶厨房，把小灶厨房的钥匙交给我们一把，到午夜他需要进餐的时候，我们到毛主席的小灶厨房把做好的饭热一热，再给他端回来，他才同意。

雨夜救人

1948年7月下旬，西柏坡接连下了几天连阴雨，7月30日下了一场瓢泼大雨。这天夜里大家都睡了，全村处在一片黑暗中，只有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办公的屋子里灯光还亮着。半夜突然又下起了暴雨，雨水倾盆而下。忽然听到有人喊：“救人啊！快来救人啊！”显然有什么地方出了事。周副主席听到后叫我们出去了解一下，看出了什么事。当时没有雨衣雨伞，只有草帽，我们戴上草帽，冒着雨出去了解情况，是后山上的两个窑洞塌了，里边住着人。周副主席一听，立即站起来往外就走。

路过我们工作人员的住房，要了顶草帽戴上，顶着倾盆大雨，快步出了后门，应声向出事地点走去。我和王还寿提着马灯紧跟在后边。周副主席嫌我们照明不好，要过马灯自己提着走向出事地点。

快到出事现场时，周副主席大声问：“人救出来没有？”在现场的人回答：“因为土层太厚，还没救出来。”到了倒塌的窑洞前，周副主席见人多工具少，有的人干脆用手扒土。他见警卫排阎长林排长，就问阎长林，部队为什么没有来，阎长林说已经派人通知了。就在这时候，警卫连的战士们扛着铁锹排着队跑步赶来了。周副主席当即对战士们说：“窑洞被大雨冲塌了，里边压着我们的同志，我们要尽快把他们救出来。你们是主力军，动作一定要快！”然后又对阎长林说：“阎排长，由你来指挥，分分工，第一线管挖土，第二线管运土，机关的同志管营救，务必尽快把压在里边的同志救出来。”大雨继续在下，周副主席站在泥水中，指示着战士们进行抢救。

警卫连的战士年轻力壮，就像在战场上一样，行动起来个个都像小老虎，没用多大工夫，就把大雨冲塌的窑洞挖开了一个口子，只听窑洞深处有人急切地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周副主席听到里边有人喊，就让战士们快挖，战士们听到喊声，手下也加劲挖，很快就把压在里边的人救了出来。周副主席见他说话清晰，知道他伤不太重，就问他：“里边还有几个人？”那人回答：“就我们两个人，里边还有一个。”周副主席握着他的手追问：“怎么样？不要紧吧？”那人见是周副主席，很激动，跪下就要叩头：“谢谢您救了我一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周副主席赶紧把他扶起来，拉着他的手说：“不是我救了你，是大家救了你。快让医生去给你检查检查。”那人走后，周副主席又问那人是谁，旁边行政科的人回答，那人是延安来的老乡，是来为我们修地炉子的。周副主席说：“幸亏没出事，要真出了事，我们就真对不起陕北的老乡了。”

战士们又挖了一会儿，周副主席又向里边喊话：“喂！我们在外边讲话，你听见没有？快回答！”只听里边瓮声瓮气地回答：“听见了，闷死人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是管理科一个干部。周副主席嘱咐战士们，挖土要小心，注意不要让铁锹碰着人。战士们又挖了一会儿，这才把那个管理科的干部救出来。

这边窑洞里的两个人救出来了，另一个窑洞里还有三个人。第二个窑洞土层厚，周副主席让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战士大换班继续快挖，并让吸取教训，先挖通几个洞让空气进去。由于土层厚，战士们虽然挖了很大一会儿，人还没救出来。周副主席号召大家，要加紧挖，一定把里边的三个人都活着救出来。接着指挥让第一线挖土的人下来，让第二线运土的人上去。战士们齐心协力，挖土的挖土，运土的运土，很快挖开了一个洞，听到里边有人喊叫，一个战士爬进去，把那人救了出来。周副主席问他身上疼不疼，他一见是周副主席，激动得想说话却说不出来。周副主席又问他，离里边的同志远不远，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远，刚才还和我说话呢。战士们又挖开几个小洞，为的是能往里通空气，免得把里边的人闷坏。见还没有动静，战士们又继续挖，已经挖到衣服和被褥了，一个战士用手抠了抠，抠出两只脚，而且还在动。几个战士一齐用手挖，很快把这个人救了出来。他虽然不能说话，但还有呼吸。经赶到的医生抢救，说还有危险，周副主席指示，用担架抬到汽车上，尽快送中央医院。

三个人已经救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未救出来。周副主席又指示战士们继续挖。战士们又挖了一会儿，整个窑洞里边的基础已清晰可见，就是不见那个人。周副主席急了，要战士们清理窑洞外边的虚土，一定要把最后一个人救出来。清理的结果，才发现那个同志是睡在靠门的**，被山坡冲下来的土推出门外，被埋在两个窑洞的虚土中。由于他在虚土中埋的时间太长，虽经医生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仍旧没有抢救过来。他就是专为中央首长理发的理发员曹庆维同志。

抢救战斗结束后，周副主席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拼命干了一场，没有白干，救活了四个同志，曹庆维同志没救活，我们很悲痛，也很惋惜。这是天灾。大家衣服都湿了，也都累了，快回去换换衣服休息吧。谢谢大家。”

之后，周副主席冒着雨和行政处长伍云甫、行政科长何明孝，还有我和阎长林排长，把现场又看了一遍，然后同伍处长又去检查别处的危险房屋和窑洞。他告诉伍处长，所有的危险房屋和窑洞，今后一律不准再住人，以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当走到西头最后一个窑洞时，见郭管理员的家属正抱着小孩在雨里坐着。周副主席问她为什么还没有搬走，她说，没有房子往哪里搬啊。周副主席说，那就先搬到食堂去，这里危险，不能再住人了。检查完，又对伍处长说：“看来我们在这里打窑洞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明知这里土质不好，还在这里打，尽管在里边用木架撑着，哪能顶住半个山坡的重量啊？！”

回来路过毛主席住的那个院子的后门，周副主席停了一下，一看自己全身被雨水浇得湿淋淋的，就对阎长林说，你就把今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吧，请毛主席放心。

回到办公室，我打了一盆热水，请周副主席脱掉湿衣服，擦一擦身子。当他摘下手表时，一看表蒙子里进了水，就让我拿去，第二天找地方给修一修。我接过表一看，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他擦完身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继续伏在桌上办公，直到日出东方。

（摘自《人民公安》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