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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时期我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第1页)

西柏坡时期我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

◎钟顺通

作者简介:钟顺通,1930年出生,河北博野人。时为中央警卫局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

我们到西柏坡的头一年就是1947年,中共中央工委在此地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国的第一部土地法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地方通过的。会场是西柏坡西沟下,小河沟处,临时用芦苇白布搭建的,十分简单。听说当时参加会的各边区、根据地代表是吃住都在周围各村,会议代表由各村安排人送到会场的,在会中形成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大纲。此后各根据地、边区与各解放区进行土改工作就有了法律的依据,解放后的农民才欢天喜地地有了自己的土地。它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推进和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前,敌情还紧得很。华北军区和四野为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与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调了一个高炮团来做空中保卫工作,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防,地面加强夜间的地勤警卫巡逻,把周边五个村子围得十分严密,可以说岗哨林立。白天相对松些,当地农民照常劳动种田。那时就提出了“内紧外松”的防务方针。当时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与两老——董老、林老a都集中住在一起,这里原本有近十户人家,大部分经过做工作和经济上的补贴,都暂时搬开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所住的户院是当地老乡留下的房子。周围住所的房子是乡亲们离开后利用他们的旧场院空地新建的,与此同时还建了大食堂、中特灶、中灶及餐厅,还建了防空洞。石家庄的解放,断了蒋介石从东、北调兵的路径,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南北交通干线京广线的阻断;锦州的解放,四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以及东北面敌人的增援。

在西柏坡,朱老总的卫士长给我们说:石家庄的解放坚定了两委的合并。1947年10月,朱老总亲自到前线指挥解放石家庄。当时华北军区缺少榴弹炮,所以朱老总利用了河北的人民地道战的实际经验,深挖地道到了石家庄的城墙下,用炸药炸开城墙打了进去,拿下了石家庄。

西柏坡的驻地由三部分组成,向北是新华社所在地,再向东是李维汉的统战部与中央吴老、徐老、谢老b三老的驻地。东临东柏坡,是党中央特科、财务、卫生、车队所在地。西柏坡后山的五孔窑洞是利用打防空洞的青石头建起来的,给朱老总、董老、林老住,同时还新建了一处新的房子,准备接待开会用,还在驻地两边院内建了部分机要重地。

在西柏坡刚一安顿好,毛主席就要叶子龙通知其他书记来院开会,当大家到齐后,由胡必成同志(周恩来)提出晚上来吃团圆饭,一起改回原来的姓名职务称呼,李得胜改回毛泽东,胡必成改回周恩来,史林改回任弼时。晚上所有首长和夫人们在中特灶餐厅会餐庆贺,餐后汪东兴、叶子龙通知我调离主席处到作战部会议室工作。

作战部是正北房,共五间,中三间打通,供首长们开会之用,东西两间为汪东兴、叶子龙二人办公室,经过连夜准备,作战部部署就绪,从此形成规律,每天下午两点以前各机要作战秘书把所有的图纸、地图、文件资料在作战室准备好,下午三点,常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军委作战部部a指董必武、林伯渠。

b指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

长李涛,还有李维汉、杨尚昆、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林老、董老都常来此办公。汪东兴特别交代我:每次开会时,进去把事办完就出来,不要停留。又在院中增加一道岗,随同首长来的警卫员不得越过岗哨。有时办公晚了就要中特灶做些包子、面条或小花卷当晚餐,开会的人为了省时间,都是我们送过去,有时开到晚上一两点钟,警卫人员也都在麦场上等候。三大战役的许多重大部署就是从这里由道道电波传播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部队的指挥员手中。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大会会场十分简陋,原是工作人员的食堂,开会前临时搭建了主席台。为了方便主席团人员出入,在主席台东边开了个小门,可进入伍云甫处长、汪东兴、叶子龙的办公室商议和休息。当时我的任务是负责主席台和小休息室的服务。主席台的上方挂有中国共产党党旗,正中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半身像,主席台上有一排桌子两排软椅子,地面是用沙子加白石灰和土铺面打平的,台下头三排是木板条椅,后排各排是长条靠背椅,这些用具都是解放石家庄后选运来的。会议食堂有两个,一个在坡上一个在坡下,参加会议的共有34名中央委员和19名候补委员,后面是旁听席。每日三餐由工作人员用木制大桶将饭菜抬来给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工作人员,伙房旁边有一眼井,上至毛主席,下至村民都用这口井的水,井台处设有岗哨24小时有人守候。这次的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同志们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还严肃提出了进入城市的相关规定。

当时参加会议会场与餐厅安排工作的是陈心良、赵青奎、翟振双、乔海生和我,张大海只负责中特灶餐厅工作。因每日三餐近百名参加会议的代表在餐厅吃饭,平时的准备工作张大海管,开饭时我们都到餐厅帮忙。

当时因三大战役的部署,党中央五大书记非常忙,特别是毛主席日夜忙,只有用了安眠药睡着后不看电文,就连在餐桌上都在看各战区的电报,下午两点后又得去作战部会议室,集体研究各战区与全国的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形势。汪东兴为了他们能休息好,下令凡过往车、马,一律慢行。一天上午,苏共与斯大林派了两位保健专家,其中一位骑马来到西柏坡,哨兵拦住拉他下马,他发火了。他要找周副主席讲理,周副主席问清此事后对他说为了你的保健对象身体好,有什么不可以下马拉着走。为毛主席睡好觉,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起床后散步都不往西走,而向东走,就在院门前走走,同时周副主席下令将毛主席门前小特灶房搬离住处远点。因当时工作多、工作人员少,人手不够,还在当地新招了不少青年来总部工作。有个叫刘影风的,年轻、中等个头,有文化,人也聪明,当时要他给毛主席小灶担水。他开始不想干,后来很用心学习,常跟着高敬文、赵德清两位师傅说话聊天,两位师傅烧菜时他就用心学,也常吃,就逐渐摸索出口味。进北京以后两位师傅叫他做一两道菜,然后拿上餐桌给主席品尝,主席品尝后说味道还可以。从那以后赵、高两位师傅就教他烧狮子头、红烧肉、炒干椒、东坡肉等。后来往湖南选调三名比较合适的人,他才离开。在西柏坡时,我们有时中午不休息,同孙勇等人到老乡的稻田水沟里摸鱼捞虾、抓鳝鱼,搞回来以后拿到小特灶交给赵、高两位师傅,将中段鱼虾做好拿给主席吃。主席问哪里来的,我们把实情告诉他,他说这样好,也是自力更生改善伙食。

1949年1月,我调回到主席处,此时还调来了马武义、李家骥二人一起工作。一天早饭后,汪东兴、叶子龙二人要我去他们那里,到后,见李树槐、申虎成、腾铁昌三人也在,伍云甫处长说:要你们四个人办一个绝对保密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接待苏共中央斯大林派来的高级别代表,任务紧急,关系重大,关系到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一切工作由你们四人负责,任何人不得插入,不得进入院内,李、申二人负责一切警卫,腾、钟负责内务警卫,一切警卫兵全由汪东兴负责调度,行政服务由我负责,会议机要联系由叶子龙负总责。你们所需用物资由陈心良负责供给,只给三天的准备时间。从现在开始,你们抛开其他的事,集中精力准备接待工作。当时调用五台小吉普车归李树槐指挥,我们四人先看房屋地形,后布置驻地警卫与室内的安全,然后用两天时间,把准备工作做好,住所周围设四个固定哨,晚上设两个流动联络哨位,小桥处设干部哨位和电话,不经我们四个同意,任何哨兵都不准放人入内。进入室内由我负责,进入会议室由我和腾铁昌负责。第二天,杨尚昆、曾涌泉等同志来检查。

检查结束后,杨尚昆向大家宣布:斯大林派来的苏联政府代表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今后的建设和发展,高级代表是米高扬同志,并要李树槐立即调一辆车去探路看点,晚上李回来后才知道他们去了石家庄机场。回来后杨尚昆提出应准备25件带帽子的风衣、25个大口罩、25副太阳镜。风衣当时立即派人去供给部被服厂赶做,眼镜由机场准备。

第三天中午,风衣按时拿回来,两点左右我们到机场等候迎接苏联代表团。一小时后调度台通知:专机已到机场上空。杨尚昆同志说:停机后,我先过去,如果摆手,东兴同志就调车过来。一会儿飞机滑行停稳后,只见机舱门口有一人探出头向上举起右手脱帽,杨尚昆也用同样方式回应对方,机舱才放下梯子走出一个人,同杨尚昆、曾涌泉交谈后杨向这边摆摆手,汪东兴立即将车调到飞机附近,将准备好的风衣口罩等物品递给接头人送进飞机。10分钟后,机上下来九个人,个个风衣口罩眼镜,捂得严严实实,看不出是什么人。上车5小时后来到驻地,周副主席早已在院中等候。与来人一一握手后,先请客人宽衣洗脸,然后与客人共进晚餐。我在给客人斟酒上菜时才看清楚除米高扬外还有他的助手与两位顾问、两位秘书、两个警卫、一名医生。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周副主席同米高扬见面,谈得很晚,八九点钟后各自坐车离开。第三天五大书记都来了,从下午谈到晚上10点。第四天五大书记加林老、董老、叶剑英,会谈到5点多的时候,杨尚昆同志出来叫我拿点心、水果进去,到10点左右杨尚昆同志出来说:毛主席要陪他们吃饭,搞好点!要上茅台和白兰地。他们边吃边谈到深夜。同时要叶子龙、汪东兴准备好会谈签字文件。最后一天快中午时会谈结束。中央五大常委都来参加签字仪式和送行宴会。2月8日,我们将代表团一行送到石家庄机场,目送飞机起飞回莫斯科。

这几天时间一晃而过,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吃的外面送进来。

累了、困了就在椅子上眯一下,每天不知道什么时间睡觉,精神十分紧张。米高扬的保卫工作十分严谨!我进入米高扬的室内,他的警卫紧跟着不离半步,我进他进,我出他出!我进秘书室房内整理内务,他都用衣服把有文字的文件盖上。我们党中央接待这样的重要来宾是头一次,所以在各个环节上的要求十分严谨,从政治、军事、保卫、接待礼仪都作了周密细致准备。酒、饮料、西餐具、做面包点心的原料都是从石家庄选调的,做西餐的大师傅是从天津的士林居请来的,因为田树宾师傅做得好就留了下来,直到进北平后还在中南海做特灶工作。

接待完米高扬一行后,我仍然留在作战室与中特灶餐厅工作,此时平津战役已结束。一天,陈心良对我说:小钟等会你和我一起去处长办公室。在路上我心里想:“什么事啊,哪里又做错了?”当我们两人进到伍处长办公室,见李树槐、申虎成也在座,我们入座后,伍、汪、叶三位处长说:你们上次接待任务完成得不错!也有经验了,这次再交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中央要接待一批党外民主人士,个别人还曾经是我们的敌人,你们要以党性保证来完成此项任务,不得带个人思想情绪,必须从大局出发,不得有半点马虎!我们四人立即进驻上次的驻地。由于上次接待老大哥代表团一点蛛丝马迹不能留,必须清理干净,此次又重新清扫消毒,整理用具。分派任务时明确所需物品由陈心良负责,警卫、车辆由汪东兴负责,文字文件由叶子龙负责,准备很快就绪。三天后杨尚昆和李克农同志来检查,他们看后感到很满意,在客厅里李克农说:这次来的有民主人士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和傅作义、邓宝珊。杨尚昆说:为了今后党的工作及事业,必须以朋友之道相待。第二天杨尚昆、李克农将客人接来,车到后说比之前预计的多了一人!要我们赶快安排住房。此人大个头,红脸,谢顶的头皮亮亮的,戴一副黑镜子。当他把其他人安排好后同杨尚昆、李克农坐在客厅里讨论后面的具体安排时,我发现他是一个管事的人,就把他安排到东头一间房。看到杨尚昆、李克农同他来往最多,说话也很随便,我才意识到他是我们自家人。当客人与周副主席见面时,主要也是由他来作介绍。我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来他是我们党内一名重要人物。(1949年进京后彭真、叶剑英在颐年堂向毛主席汇报北京市领导人选安排时,我又见到了他。这时彭真的秘书告诉我这人是刘仁,未来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听说客人到了,周副主席坐吉普车从前村来到后沟同他们见面,坐下谈了两个小时,周副主席原车返回。杨尚昆、李克农同傅作义、邓宝珊又谈了个把小时,然后杨尚昆、李克农步行走回自己的驻地。

第二天的上午由周副主席、叶剑英同志继续同他们谈,中午二人陪他们在本院餐厅进午餐,走的时候对客人们说:你们有什么事和要求就对工作人员讲,但为了你们的安全请别随便离开此处。几小时后他们提出去前村,后来杨尚昆来告知毛主席四点钟来这里看他们。下午4点,毛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董老、林老、叶剑英、杨尚昆来了,一起看望了他们。我们原班工作人员送他们到石家庄乘飞机。临走时,邓宝珊拿出一条三炮台香烟要送给我,我客气地说:“谢谢,我不会吸烟。”没接受。

完成任务后,处长说我们辛苦了,工作有成绩,慰问了我们一顿饭。

全国的战势急剧扭转,也标志着要准备建立新的国家。1949年3月16日下午陈心良通知我明天到罗处长那里开会,准备要进北平了。3月17日,会议准时开始,有十几人参加,申虎成、张长胜、贺清华、李树槐,团里的张副团长、毕副政委、一营营长。罗处长说:党中央决定进北平办公,我们是先头部队,先去把准备工作做好。从今天开始把原来的工作停下来,用两天时间把所带物品打包,整装出发。

19日早上7点未到,四野的两台十轮大卡车就来了。我们迅速将所有物品装车,快速离开了住了近一年的西柏坡。现在的中央机关搬迁可不比在陕北转战时那么简单了,要安排车辆,确定行程,安排食宿及物资运输。下午4点来到定州县城,李树槐、申虎成到临时县政府联系,在会议室里详细听取了两位当地干部的准备情况介绍,简单地吃过饭,我们立即去查看包括三个大院、五处住所的中央临时驻地。“就这样。”罗处长看后说。然后吩咐申虎成和团里的两位干部留下,具体的工作就由他们安排,县里配合,保证好首长们的吃饭休息、车辆停放。第二天吃过早餐继续前行,中午过后来到河北省省会保定,由省里的主要领导带我们看住房及外围的警戒安排。罗处长交代:吃饭要简单,不要复杂,大队人马行动,复杂了会拖延时间,影响行程。其他问题等杨尚昆主任来了再安排,贺清华、张长胜和团里两位干部留下。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接着出发,中午来到涿州,查看完周围环境及驻地后才吃上饭。饭后留下了张团长和一位姓吴的同志及团里的另外四名同志,后续工作由张副团长负责安排。下午4点继续驱车北上,晚上7点进永定门,经前门、天安门、西直门,一路向老百姓打听路线车才向香山开去。到了香山已是晚上10点钟,吃完饭大部分人困得坐着就睡着了,罗处长一点也不敢怠慢,立即又将当地守军团长和政委叫来了解香山周边的守备情况。

(摘自《忠诚——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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