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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第1页）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一、尖锐的土地矛盾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地主与农民间尖锐的土地矛盾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将一系列侵略、掠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地主与农民间的土地矛盾愈来愈尖锐，农民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引起了他们的坚决反抗。

无极县经济历史上以农耕为主。史载，“极民拙朴”。无极农民勤耕苦种，开发生产，日子比较安定。明代虽有纺织、酿酒、造纸等手工业作坊，但由于赋税和“靖难之役”影响，造成经济不振，人口锐减，后来随着大批山西移民的迁入，经休养生息，渐有生机。清康熙年间“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和乾隆年间“停收人丁税”之后，人丁滋生较快，加之手工纺织业的崛起，带动了全县农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风调雨顺之时，亩收谷100公斤左右，亩产皮棉25公斤上下，聊可自给或自给有余。但遇自然灾害和军阀混战，农民景况即见窘迫。据1924～1930年统计，各路军阀对无极县摊派款物如下：提银圆7500元，征用大车771辆，驮骡177头，征用麦麸8500公斤，豆1。33万公斤，粮74408公斤，谷草45350公斤，木柴4。62万公斤。如此繁重负担，愈加导致经济恐慌，农村破产，兼以田赋捐累加，农民负担日甚一日，竟有欲变卖田地而终不得受主者，地价一落再落。农民虽无大规模外逃记载，但忍冻挨饿、沿街求乞者比比皆是，个别鬻妻卖女者间而有之。一些小手艺人员常年在外，游乡串户，行无定踪，居无定处，景况凄惨。当时，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富者连阡，穷无立锥”，社会动**，民不聊生。

在封建社会中，实行封建土地占有制，两极分化严重。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没有或少有土地。无极县苏村地主甄长灵有地2100亩，占全村土地的一半以上，村中140多户雇农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东侯坊村地主李洛久、西东门村地主范四成，均占有全村土地13以上，而两村都有近百户雇农“贫无立锥之地”。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土地矛盾在军阀混战时期就更加凸显。1935年，全县有34659户169772人，52。7万亩耕地，人均3。1亩。其中地主人均占有土地36。28亩，富农人均占有土地19。68亩，中农人均占有土地4。92亩，贫雇农家人均占有仅0。41亩，中农4。15亩。

1936年，郭庄有448户2118口人，耕地4892亩。其中地主1户，耕地1238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5。31%。地主郭凤三全家19口人，人均占有土地43。15亩，有骡马28头，大车8辆，水车12架，宅院5处，房屋近百间，长工21人，女佣奶妈11人，看家护院8人，当铺1座、钱号2座。郭凤三任无极县财政局长、建设局长，子侄们分任区长、区保卫团长、高小校长，集官僚、政客、资本家于一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无地、少地的农民，则是终年劳累，疲于奔命。衣着主要靠土纺土织，家具古老简装，住房低矮破漏、阴暗潮湿。

镇上有“四多”：扛长活打短工的多，当店员和佣人的多，讨吃要饭的多，串房檐（无房户）的多。全村长工68人，短工100余人，店员86人，佣人49人，乞丐15人。正如民间所诉：两个阶级两重天，万户血泪郭家财。全县农民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雇工劳动、出租土地、放高利贷是农村地主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

雇工。雇工分长工、月工（又称短工）、日工，皆以雇用男性成年人为主，兼以雇用女佣和童工服役。劳动强度大，报酬低微；有的只管饭吃，不给工钱。雇工除供伙食外，一般按不同等级会给报酬。

地租。穷苦农民租种地主土地，地主按耕地土质差异和水利条件定出苛刻的地租标准，遇有水、旱、虫、风等灾害减收或绝收，地主按原租额计算，仍以“二八”“三七”“四六”“五五”对半等比例分成，且多实行“上打租”（即春种前先交租），捐税皆由租地佃户负担。遇到困难，佃户不得不借债维持生活，甚至沿街乞讨。

高利贷。多采取“上打租”的办法，即在借债的同时，就扣留当月的利息，月息一般为1。5～3分，有时高达5分甚至5分以上。借债不能如期还清时，延长期按复利率计息，俗称“驴打滚”。如按月息3分计，不到3年即本利相平，使借债者增加一倍的负担。借贷时还需有保人作保，或以房屋土地作抵押，否则“借债无门”。

雇工、地租、高利贷成为绑在农民身上的三大绳索。

二、动**的社会现实与各界的自发反抗动**的社会现实　据县志载，1853年9月3日，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率北伐军经无极县郭庄、店尚、西东门等村，于5日入晋州城。1868年正月初九日，农民起义军捻军由梁王张宗禹率领经无极县西宋、七汲、东合流等村入晋州境。

1901年春，八国联军一部由深泽经无极至正定，往返数次，知县设专门机构支应。1902年大疫，死亡甚众，有全家俱尽者。村人迷信，以为过年即解，于是有农历七月十五过年之事。秋凉，始好转。

辛亥革命后，无极被北方诸军阀控制，主要有冯玉祥部、张学良部和阎锡山部，强行征粮、拉夫、派款。1917年5月14日至8月15日，**雨为灾，180余村被淹。翌年物价飞涨，斗米大洋4元，灾民遍野，难以度日。

1920年，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帝国主义列强倚仗其在中国的特权和债权国的地位，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大量外国商品的倾销，又使广大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农产品价格猛跌，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收入所得还不够交租、交债和苛捐杂税，致使饥民遍地，人们以草根树叶充饥，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1928年春，奉军20万溃兵由娘子关撤下，络绎过境，80余村遭洗劫。

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农村。

农民和各界的自发反抗　有剥削就有斗争，有压迫就有反抗。但在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贫苦农民的反抗只是一种自发的、无奈的、消极的反抗。这种反抗蓄积着不满和怒火，一到时机成熟就会爆发。

1900年，城东朱家庄村张大环被推为无极县义和团首领，聚众百人起事，曾杀死洋人，烧毁庄里、黄台两教堂。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使革命遭到失败。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辛亥革命中，无极县北苏村的薛成华在天津车站刺杀清朝北洋巡防大臣、天津总兵张怀芝的行动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仅25岁的生命，受到孙中山先生的首肯。无极县西南汪村的贾桐瑞曾参加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与进步同学、老师一道，多次参加反对北洋当局的“学潮”运动。1912年3月5日，保定兵变之溃兵过县境扰民，民众将县巡警等处捣毁。1913年，数百名学生、教师、商民齐集无极城，声援孙中山护国讨袁运动。

辛亥革命前，无极虽地处腹地，但却常遭兵祸和外邪骚扰，遇上天灾人祸，百姓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县内土匪出没猖獗，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一方面，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工农商业日益萧条，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一方面教育和进步思想在夹缝中得到发展和广泛传播。一场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在酝酿中。

三、辛亥革命前后的学校教育

无极自古就是文化大县，这与县内重视教育有着密切联系。尤其近代，全县教育较快发展，孕育了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在无极发展准备了领导力量。

辛亥革命前后的学校创办　1869年4月，知县李葆贞在县城东门内创建圣泉书院。1903年冬，圣泉书院停办，建高等小学堂，为全县最早的高等小学堂。后来，县内创办县立单级师范学校，招生两班，学生93人，学制半年。1910年改为单级教员讲习所，招生两班，学生100人，学制1年。1912年停办。1915年成立单级师范讲习所，招生1班，学生50人，学制2年。1927年改为职业教员养成所，招生1班，学生48人，学制4年。

在教育应时发展的大气候下，各地小学堂应运而生。南池阳初等小学堂于1905年成立，校址在村中铁佛寺内。学董李步瀛，学生1班，30人，教师1人。采用复式教学法授课。有校舍13间，学田48亩，年得制钱200吊地租，用作教育经费。1912年更名为初等小学校，1916年改称国民学校，学生增至55名。这一年，邻近各村相继建立了小学，只有县城1所高小，学生升学甚为不便。有鉴于此，开明人士李荫清、高士珍等起意兴办高小，在村民支持下，于1917年将寺内钟鼓楼拆除，改建为课堂，1919年获县署批准后正式建校，县署每年津贴制钱300吊。当年招收第一班，学生60名，按秋季始业授课。高士珍任校长，高鸣、高尚志为校董，聘请马文华为教员。该校有房屋23间，年经费制钱700吊。1920年于校东侧辟地2亩作为操场，并建围墙，周植树木。1922年，第一班学生毕业，8月招考第二班60名。

郭庄小学建于1905年，村正（村长）尤振锋等租赁东门布庄为校舍，创立初级小学堂。郭凤洲、刘润身为学董，西南汪贾臻瑞为教员，有学生24人。校舍每年赁价制钱10吊，而学校经费仅由麻糁摊筹集制钱80吊，支出紧张。1931年，学校由村东户台寺分得庙田10亩，卖得制钱400吊，村中筹集花生税、捐大洋117元，遂将租赁之布庄买下，用作校址。

1910年，在县城内东中铺借占民宅成立女子小学校，校董刘懋建。首次招考初小1班，20余人。1914年，学校迁至三官庙内，冯启迈为校董。1920年，县署委田炳勋为校长。1923年，增招高小生1班，10人，2年毕业，后改成1年半师范班。1925年，学校迁至农事试验场，又招高小生1班，12人，2年半毕业。1926年6月，郝士芬任校长，时有初小1班，40人，高小1班，10人。1927年增招高小生1班，40人，初招高小插班生35人，高小扩编为两班，学校定名为县立城内女子小学校。

1912年，西南汪与郭庄、马村、南牛、崔家庄五村合议，以公有之户台寺庙产作兴学之用。该村将所得股份在村西马王庙内建起西南汪小学校舍，第二年招收学生。1926年，改旧庙，建教室、宿舍13间，又借助民众集资，使学校初具规模。有学生3班，90余人，主任教员3人，司事1人，夫役1人。校长贾桐瑞（贾汉舟），校董7人。

1927年，国民党员贾桐瑞（贾汉舟）会同社会贤达牛洛荣、贾洛染等于村西口娘娘庙创办高小，是为无极县第五所高级小学校。

学校成为学习知识、孕育先进思想的园地　1912年，改高等小学堂为高等小学校，改初等小学堂为初等小学校，学制高小3年，初小4年。

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的建立，需要大量师资，师范教育应运得到发展，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在无极县的早期活动创造了前提条件。无极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都是得益于这些学校的基础教育进而走向高一级学校并走向革命道路的。